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由原始社会形态向文明社会形态迈进的重要时代,也正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时代。华夏文明的各源流开始汇聚,中国最早的王朝诞生并定鼎中原,中国文明和华夏传统的若干基本特征渐趋成熟。这是我国文明国家的形成时期,也是我国文化底蕴的奠定时期,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生活观念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文明成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大禹治水成绩显赫,之后接受了舜帝的禅让,继承了管理国家的大位。禹利用治水的功绩确立了自己的崇高威望,加强了自己的权力,改变了原来的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性质而初具了国家政权的规模。
明仇英《禹王治水图》,北京海士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印制。
大禹接受禅位后,在涂山召开了诸侯大会,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次涂山大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谓的“国”应是指早期的氏族和部落。可以说夏朝的统治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
为了纪念涂山之会,大禹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青铜,铸造成九个大鼎。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的国家目标。
禹去世后,传位于益。但益的声望不及禹的儿子启。于是,诸侯拥戴启即帝位。《史记·夏本纪》记载,启代益继承帝位,是大势所趋,和平交替。实际上,启倚仗禹的权势,早已积蓄力量,觊觎帝位日久。启、益之间,为争夺帝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启继位,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这时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从野蛮到文明、从部落制度到国家。对待这样的重大转变,古人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在儒家学者看来,原始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是“大同”时代;而进入三代以后,“天下为家”,是“小康”的时代。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谈到“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时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的,君主制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氏族、胞族、部落——每一个这样的机构都是完整的自治组织。当若干部落合并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共同管理机构必和民族的各组成部分的原则相协调。”[9]
启以前的尧、舜、禹时期,虽然部落酋长的职位早已世袭,但在联盟管理机构中任职的公职人员,特别是最高首长的产生方式,始终保持传统的民主选举,就是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启变选举为世袭,变传贤为传子,就是否定了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就是否定了氏族制度。
从夏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虽有朝代更替,但历代王朝都是某一家的王朝。“家天下”的王朝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的。(www.daowen.com)
铜斝,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铜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夏代是我国古代文明日出的时代。历史学家夏曾佑说:“盖禹之于黄帝尧舜,一如秦之于三代,亦古今之一大界也。”[10]我们把夏代作为文明的开端,作为中华文明进入原生文明阶段的标志,从文明形态上来说,这个时代已经具备了原生文明的主要因素。
从新石器时代到三代的转变,的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社会形态上来说,是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向私有制的国家形态的转变。这也是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当然,正如前文已经反复论述过的,史前时代并不是没有历史,只是那时候的历史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留存在出土的遗址和器物、留存在神话和传说之中;蒙昧时代也不是没有文化,只不过那个时候还属于文化的初创时期,一切还那么粗犷和简朴。而经过从新石器时代向三代的转变,则开始走向文化的精致和定型。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大体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氏族文化向文明社会演变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同自我创造的文明成就的增长保持着大致的同步关系。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升华,意味着人类智慧的一次新的质变。
这种转变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社会有了一定的剩余产品,可以用来进行文明的建设。考古学家张光直说:“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它最富于特征在考古文献中作为宏伟的建筑和宗教艺术这种物质文化的实物代表,直接地讲,这些是与日用或生计需要没什么关系的器物,或者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是奢饰品。当我们看到一个古代社会愿意和能够将大量财富用于看来毫无用处的目的时,我们会推崇其人民并称其为文明的。他们浪费越多,他们的文明在我们眼中呈现得就越大。”[11]
我们把夏、商、周三代创造的文明称为“原生型文化”。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基本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形态。或者如许倬云所说的,是“创造中国文化的母型”[12]。
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是文化的黎明,三代则是文化的太阳的初升,它的光芒已经照射到中华大地。
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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