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人们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来维持生活。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的逐步认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便取代了采集和狩猎的地位。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由“采集食物”进至“生产食物”，被称为“产食革命”。相对于以后的“工业革命”，又被称为“农业革命”。

大约1万年前，“农业革命”这个重大事件几乎同时在世界各地发生。当时世界上出现了三大独立起源的农业文明中心区：两河流域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起源的农作物代表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化出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在这一农业体系发展和传播的基础上，先后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中南美洲是玉米和南瓜等首先被栽培的地方，在它的基础上后来产生了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的动物有狗、猪、鸡等。农业文明的起源对以后的文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世界上第一批原生文明，毫无例外都是建立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且是建立在以谷物种植为中心的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原始农业不但为文明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影响以至规定着文明起源的途径和模式”。^[7]

距今9000—7000年间，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考古学家主张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以淮河为界，大致分为南北两大农耕系统。淮河以北以旱作农业为主，淮河以南以稻作农业为主。中国北方最古老的粮食作物是黍和粟，南方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是水稻。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作文化区和稻作文化区都包括了广阔的地域，包括了不同的文化区系，其农业的发生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的独立性。这些地区所种植的粟和稻未必只起源于一个地点，不同区域间农业文化也有传播和交流。典型的是长江流域的水稻在仰韶、龙山时期陆续传向黄河流域传播，粟也从北方向南方传播。

在早期人类的交往和交流中，物种的交流、动植物的交流，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农作物的植物和作为家畜的动物，是早期人类在生活生产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对野生物种驯化的结果。不同的民族面对不同的自然条件，所接触和驯化的动植物并不相同，但通过早期的交流，逐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财富，满足和丰富了不同民族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条件。直到近代以前，世界性的物种交流一直在继续。新石器时代的较晚阶段，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外来物种引进的时期。

小麦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起源于亚洲西部，栽培历史已有万年以上。其后，小麦即从西亚、中东一带西向传入欧洲和非洲，东向传入印度、阿富汗、中国。虽然小麦传入中国很早，但推广并不普遍。据《诗经》的描述，麦类作物在今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都有种植，不过在作物中的比重并不大。到战国时期，小麦的产量还有限，还只是北方贵族的精美食粮。直到西汉中期，董仲舒鉴于“关中俗不好种麦”，“而损生民之具”，建议汉武帝令“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其后，小麦尤其是冬小麦（宿麦）的种植在关中地区逐渐普及。相应地，人们的食物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相谒而食麦”的风俗。

我们常用“五谷丰登”来代表农业的兴旺。在商周的文献中，粮食作物往往以“谷”泛称，先有“百谷”之称，后来才有“九谷”“八谷”“六谷”之称，最后概括为“五谷”。后来“五谷” 之说逐渐形成习俗，是指稻、麦、黍、稷、菽5种粮食作物。这既包括中国本土起源的稻子、小米、大豆，也包括了从外部输入的小麦。

与农业同时发展起来的是畜牧业。畜牧业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的可以称之为革命的一件大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也不是一项偶然的发明，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开始出现“六畜”的概念，包含牛、马、羊、猪、犬、鸡。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说：“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三字经》把六畜分为两组，即“鸡、狗、猪”和“马、牛、羊”。鸡、狗、猪是东亚本土起源，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驯养的牛和羊在西亚出现早于东亚数千年，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牛、马、羊是草原游牧业的基础，这些动物与鸡、狗、猪不同，均可产奶，而奶和奶制品则为游牧生活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饮食保障。大概也是在四五千年前，牛、马、羊可能是通过北方的游牧民族传到了中原，其中马的出现要稍晚一些。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六畜”才逐渐齐备。

中国自古讲究“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作为生活富足和社会繁荣的基本条件。“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是我们的先人与欧亚大陆其他民族交流的结果。“五谷”和“六畜”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活基础。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由制造生产工具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劳动，在种类和规模上都出现了新局面，出现了制陶、制玉、编织、骨牙器和装饰品的生产，引起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产生了制陶、养蚕制丝、制玉和冶铜技术的发明。

在史前时代的晚期，人们已经发展出比较复杂的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已经普及，并创造了新的手工业门类。因此形成了相应的生产生活群体。人们需要共同生活，就需要彼此之间的交流；积累起来的生活知识，包括对自然的知识，以及一代一代人积累的生产技术，都需要传承下去。所以，在原始时代，人们就已经创造了一系列文化传承的方法、技术和模式。人类社会的特点就在于有记忆，这就是文化。文化是通过记忆来一代一代传承的，所以就有了人类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制陶、制玉、冶铜、缫丝织绸等技术，还有相应的知识体系，都是很多很多年，世世代代沿袭相传下来的。每一点新的发明和进步，都是在原来的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

积累和传承是通过语言、文字等记事、交流、仪式、艺术系统来进行的。这些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形式。正是在中华初民的文化创造中，蕴涵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成为中国人智慧的起点和中华文明发展的逻辑起点，成为影响当今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实际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经具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就是在这些因素或称之为基因的基础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说，新石器时代创造的文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明的起点。

新石器时代的三孔石犁，上海松江平原村遗址出土，松江博物馆藏。

碳化稻米标本，良渚遗址出土，良渚博物院藏。

对于石器时代留给我们今天的文明遗产，要特别注意农业在新石器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mold J.Toynbe）认为，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农业不仅仅是解决食物的来源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的精神状态，因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正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以农业为根本，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农业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www.daowen.com)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文化传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农业文明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中华民族稳重内敛、注重传统、爱好和平、重视礼节的民族性格，肇始于中华文明的早期，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农业发展需要定居和长时间的培育技术，精耕细作、春种秋收培养出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农业经济定居的特点使农业民族不需要将领土扩张至不适合农业的区域，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就形成了；农业社会注重内部秩序，于是中华先民发明出“礼”的概念，崇敬祖先、遵守礼制的传统源远流长。

还有需进一步引申的问题，在世界三大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中，中华文明又何以与其他两种农业文明不同或有差异？许多学者都是从自然环境角度分析和解释。农业文明与商业、游牧文明的区别首要的就在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在不同地区的农业文明中，又有自然环境的区别，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貌、山川河流、地区物种等，这种区别不仅决定了最初驯化的农业作物和驯养的动物种类不同，也对此后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组织、文化形态乃至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影响。

明壁画《耕获图》，山西新绛县稷益庙西壁。

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基因，孕育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密码。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内涵，是具有决定性、关键性的。

【注释】

[1]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2]樊树志：《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页。

[3]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4]钱穆：《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7]游修龄主编：《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425、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