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在东亚，中华文明是先进的、丰富的和强大的，是当时东亚文明中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形态。所以，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陆续传播到周边地区，对朝鲜半岛、日本文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汉唐王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文化辉煌，在当时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的影响更为强烈。尤其是唐朝，在亚洲的历史舞台上担当着领衔主角，各国争相与唐朝通聘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当时的亚洲实际上是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国的周边国家都以“天可汗”来称谓中国皇帝，表示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在中国东北、西北边外的各国，“可汗”是国家领袖的尊号，相当于中国内地历来所称的皇帝或天子。这种“天可汗” 的观念，不是以武功造成的，是当时各国心悦诚服地表现出来的。

这样，在当时的东亚和中亚地区，就形成了一种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有学者称之为“东亚世界体系”。正如英国汉学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所说，隋唐两朝“建立了惟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和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些国家的“组织方式与中国相同，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它们的统治者具有同样的思想意识；它们用中文来处理公务，并采用中国的法律和办事手续”。^[19]

这种建立在“天可汗”观念上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开始于唐太宗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放弃了对中亚地区的经略和控制，使其脱离了中华文化圈，纳入伊斯兰教文化圈之中。之后的中华文化圈，只包括中国本土和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在政治层面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体系或朝贡体系。这种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日本学者西屿定生将东亚体系称作“册封体制”。他认为，册封体制本身，最早是中国王朝的国内秩序，即以皇帝作为顶点和由这个顶点与贵族、官僚之间所形成的君臣关系秩序。因此，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册封体制，体现的乃是这种国内秩序的外部延伸。中国王朝对于有册封关系的国家要求臣服和礼敬，显示了中国王朝的权威；周边诸国家要求中国王朝的册封，则有利于通过册封来确立其统治者的国内权威。^[20]

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早开始于汉代。在这时期的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早期的这种朝贡册封关系比较简单，中华帝国需要附属国的仰慕，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之国，而附属国则是“夷”，是未开化的民族。但从宋代开始，朝贡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朝贡关系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贸易的重视，朝贡逐渐变成了一种贸易手段。到了明清以后，朝贡体系越来越具有贸易的性质，因而有“朝贡贸易”之说。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成为物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东亚文化秩序和中华文化圈是同构的，东亚的文化秩序即是中华文化圈内的文化秩序。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指出，“东亚”概念除了地理和人种含义外，更包含文化的含义，“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这些地区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基本的文字体系都渊源于古代中国，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21]

一般说来，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是个别地区的交流活动扩展而成的。在某一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由于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发展的水平比较高，因而对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较大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与定型是在历史中完成的。文化圈也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庞大帝国的出现表征着文化圈的发展达到鼎盛，文化圈内各文化的同质性程度最高。在盛唐时期，在欧亚大陆的文化发展、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从西而东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圈。这些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圈又称“汉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或“东亚文明区”，范围包括越南、朝鲜和日本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前，日本、朝鲜和越南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吸收和融合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当时的东亚世界，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从而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化圈或文明区的中华文化圈。

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文化圈所表达的是特定区域的文化概念。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侧，北部大漠浩渺，西部高原壁立，东南则濒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犹如一道道天然屏障，把中国与其他文明区分割开来。当然，中国先民很早就致力于开辟与域外诸国诸民族的交通，特别是汉代以降，海陆两途交通通达，中国与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很活跃。但是，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毕竟是困难重重，道路艰险，对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都有所限制。不过，在太平洋的东亚海域，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之间构成了一个不甚完整的内海，有人将其称作“东方地中海”。自古以来，东亚人民沿着“日本海环流路”等自然航道，借助季风，往返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东方地中海”也就成了以中国大陆为内核，以朝鲜、日本、越南为外缘的中华文化圈的交通走廊。另外，朝鲜、越南与中国接壤，陆路交通方便，而日本与朝鲜仅有一海峡之隔，这也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提供了方便的地理条件。

中华文化圈形成的另一条件是东亚各国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区域。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观念礼俗、政治制度乃至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体系，都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朝鲜、日本和越南，也是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是进行农耕的民族，因而对于反映农业生产方式的中国文化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同。

中华文化圈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文化发生期，东亚诸国的先民就有所往来和交流。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北部设置郡县实行直接统治，以及与朝鲜三国、日本的通使往来，都加大了中华文化传播的力度，为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华文化圈总体形成，是在7—9世纪的隋唐时代。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华文化显示出一种阶段性的集大成的灿烂风采和恢宏气度，具有极大的文化辐射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其社会文化系统具有向中华文化学习的需要以及吸收、兼容中华文化的有效机制。正是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盛唐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东亚各国传播，朝鲜、日本等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规模学习、吸收和兼容中华文明，从而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的文化面貌。

所以，中华文化圈不仅仅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东亚各国人民的共同创造。在中华文化圈中，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势能文化或优势文化。按照文化传播理论，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的传播和流注，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但是，中国文化与东亚国家的交往，绝不仅仅是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的自然流注，而且是东亚诸国对中华文化主动摄取。同时，东亚国家对中华文化还具有一种主体性的选择与受容。在中华文化圈内，每一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们可以利用中华文化作为模式和仿效、学习的样板，但也只能从其本身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特性出发，加以吸收消化，然后再创造出适应其本身的文化。因此，中华文化圈内各国的文化，不能还原成为中华文化；也不能把这一文化圈内的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看做是中华文化，只能说，它们是以中华文化为范本，受中华文化影响后而派生出来的。实际上，东亚国家在大规模吸收中华文化的同时，都十分注意保持着主体的选择性，而不是全盘“华化”或“唐化”。

文化圈内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输出。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华文化向东亚国家的输出是主要的，但东亚国家在接受中华文化的同时，还将经过吸收、消化、再创造的文化因素逆输回中国，从而对中华文化在本土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逐渐显著起来。

中华文化圈是一个多样统一、有机组合的文化世界，是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结构秩序。这种文化秩序自唐代形成以后，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延续了千余年，始终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秩序，规定着东亚各国文化发展的趋向和历史轨迹。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亚地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和冲击，东亚各国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嬗变和更新。作为与中华文化圈同构的东亚文化秩序便不复存在。但是，千余年中作为中华文化圈成员的文化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东亚文化秩序的解体而湮灭。因为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已经成为朝鲜、日本和越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

【注释】

[1]傅乐成：《中国通史》上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白寿彝：《远古时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4页。

[3]安志敏：《试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www.daowen.com)

[4]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5]董楚平、金永平：《吴越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7]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

[8]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9]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页。

[10]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11]陈佳荣：《隋前南海交通史料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3年版，第38页。

[12]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4—45页。

[13]［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6页。

[14]［法］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6页。

[1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16]许倬云：《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4页。

[17]许倬云：《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4页。

[18]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19]［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34页。

[20]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29页。

[21]［美］费正清等著，黎鸣等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