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里，无论是“九州”“四海”或“五方”所表示的地理认知，还是“夷夏之辨”的民族和文化的分野，实际上所表示的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对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建构，是站在“夏”的文化本位立场上对于“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的认知，更深层的是表达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就如上面所说的，“夷夏之辨”的根本在于文化上，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这就间接地表达了一种“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

许倬云说：“后世公羊学家的观点就代表当时的一套演化观念：在最古老的时候，是内中国而外诸夏；第二个阶段，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最后达到大同，则是没有边界的天下，从夷狄到中国，都是在一个和谐的次序之中。因此，春秋时代形成的内外界线，乃是反映了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的‘夷狄’并不永远在外面，‘夷’可以变‘夏’，反过来，‘夏’也可以放弃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而沦落为‘夷’。‘中国’并不是没有边界，只是边界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因此，这一时段的扰扰攘攘，竟是在无秩序之中孕育了中国特有的天下秩序观。”^[16]

许倬云说论中国的“天下秩序观”，从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奠定了，而且成为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这种中外文化观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对外文化态度。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学习、了解和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是很积极的，并且在不同的时代都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直到近代以前，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这种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都没有改变。吸收、学习外来文化，是为了丰富、补充、发展中华民族文化，而不是要“以夷变夏”，以外国文化替换、取代中华文化。这也是对待外来文化的一个取舍、接受的标准和界限。历史上关于对待外来文化的种种争论，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甚至到了近代提出的“体用之辨”，仍然是这个思路，只不过做了相当大的变通。另一方面，又坚持“以夏变夷”的理想，积极地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推广中华文化和中国的礼制秩序，向这些地区传播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礼制秩序即“中华文化圈”。(www.daowen.com)

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世界的认知图景，是早期各民族文化中普遍的现象。不仅是中国，在埃及、希腊、罗马、两河流域、阿拉伯、印度等古老文化中，都有类似的对于世界的认识。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谈到早期文明中的这种“自我中心” 意识，指出：“在所有这些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美洲文明）中，都曾出现过一种现象：在一个较大的地区产生一定程度的军政结合，使主要的权力争夺者在被他们误认为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区域内寻求某种独一无二的普遍权力。这样的普遍权力自有其宗教和宇宙观基础。在这方面，古代中国并不是唯一的。”^[17]史华慈所说的“独一无二的普遍权力”，就是自我中心意识，其核心思想就是标榜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环绕自己周边的都是落后的“外族”“蛮族”或“边地”。^[18]

自我中心意识的形成首先与早期人类所处的地理和交通环境有关，在与其他民族文明很少交流和沟通的条件下，他们所认知的、所说的“世界”只能是他们所看到的、所了解的“世界”。他们是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去“看世界”，因而只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下积极建构自己的世界认知和想象，也表现出早期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寻求与探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交通的发展，对外部文明的了解、交流的扩大，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也就逐渐扩大了，人们的世界观也就相应地发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