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华文化的初创时期，就开始有了对于当时所知世界的概念。《周礼·大司徒》说：“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郑注说：“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这以物产生态为视点的地形地貌分类，可说是对夏、商、周三代以来交通地理知识的涵盖。《尚书·禹贡》说大禹治理洪水，依据河流、山脉和海洋的自然分界，把广大地区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就各州的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交通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列出20余座山岳，归纳为4条自西向东的脉络；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据《尚书·禹贡》的描述，九州就是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所划分的9大地理区域。这个“九州”的概念，就是当时人们所认知的世界。不过，“由这‘九州’所构成的世界，也是一个有区别、分层次的世界，这就是由所谓的甸、侯、绥、要、荒‘五服’组成的差序世界”^[8]。

夏朝疆域主要在今陕西、河南和山西三省之间的黄河流域。但在夏朝的中心统治区之外，还有南方三苗、西戎和东夷等族的大量氏族或部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这里所谓的“国”应是指早期的氏族和部落。可以说夏朝的统治是一个由众多部落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由《尚书·禹贡》所划九州的分布来看，夏朝至商周时期的北疆和东疆包括广大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均可视为先秦时期海疆的基本范畴。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至春秋时期，“中国”的含义逐渐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战国时期的驺衍提出了“大九州”的理论，进一步将“九州” 的概念深化和系统化。在驺衍看来，在大禹划分的“九州”（即“赤县神州”）外，还有“大九州”，中国只是大九州的一部分。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全世界共有9个，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这样儒家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1/81而已。即世界有九大洲，每一洲又分为九州，中国为九州之一。

驺衍的这种说法将“天下”扩展到了世界，与传统的“九州论”相比，似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早期“世界”意识的萌芽，“应该是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正在扩大的一种反映”^[9]。“大九州”说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

驺衍的“大九州”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宏大不经”。但到了后来，“大九州”说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元代的张翥在《岛夷志略·序》中说：“九州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此驺氏之言也。人多言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班史传，固有其名矣！”

此外，在早期对世界的认知中，还有“四海”和“五方”的概念。在夏代，已经有了“四海”的概念。如《大戴礼记·少闲》谓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尚书·皋陶谟》言禹“外薄四海”。包括夏代商人的祖先，亦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长发》）。甚至所谓商汤受天命革夏，尚且承夏代而“肇域彼四海”（《商颂·玄鸟》）。《尚书·禹贡》中详细描述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土地出产、贡赋，提到了“天子之国”2500里之外的荒服之地，并明确指出了舜禹之时“天下”的大致范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尔雅》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四海之内”的本意是指包括周围蛮荒之地在内的已知“世界”。(www.daowen.com)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一种基本认识，它包含有多层含义在里边，既具有地理范围上的指向性，又反映了古代族群分布的大致格局，同时还涵盖了政治理念等多种因素在其中。”^[10]

商代则强调“四方”的地理概念，如《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尚书·多士》说“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墨子·非攻下》说汤“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等等。“四方”即“四土”，表示一个范围相当广大的地理区域，中心点为都城大邑或商邑。商人关于周边各族群的记述也与地理方位联系起来，称周边民族为“方”。商人的记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这大致构成了“五方”的轮廓，成为商人观念中的政治空间结构。

周人继承了商的世界观，强化了“中心”对“四方”政治统御的观念。在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中，蛮夷、戎狄也被安置在边缘的位置。

周人以周王室为中心建构了一个以礼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化政治体系。在所谓“五方之民”中，四方所围绕的“中心”便是所谓“中国”，即占据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而蛮夷、戎狄等部落则被置于这个体系的边缘。

从战国至西汉，在商周世界观的基础上，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进一步完善。占据中央位置是正统地位的象征，如《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相对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极、四荒、四海等，而这些边缘地带都是与民族相联系的，如《尔雅·释地》说：“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尚书·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地理类著作，虽然它们所包含的内容有许多想象和传说的成分，但大体上包含了那个时代即早期文明所认知的世界，是早期中国人的“世界观”。“先秦时期，人们即以‘九州’为中国，同时又常以‘四海’泛指中国四方疆域乃至域外世界。最初古人以为中国四境皆为大海环绕，九州之外即为四海。但后来则多半为了行文对举而采用‘四海’ 之名。在中国载籍中，‘四海’一词之含义不尽相同，例如《尚书·大禹谟》说‘文命敷于四海’，指的是天下或全国各处。《尚书·禹贡》的‘四海会同’，则泛指中国四周的海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