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最早的世界文化拼图上，就已经有了中国人先祖的活动。栖息在东亚大陆上的原始初民，经过蛮荒的漫漫长夜，筚路蓝缕，辛勤劳动，以石器的研磨敲打，演绎出中华文化史诗的前奏，开辟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

旧石器时代持续了200多万年。那是一个极为漫长和蛮荒的时代。人类从猿进化转变到“人”，经历了无数的风霜和劳苦，最后获得了一双劳动的手。他们用这双劳动的手点燃火焰，制造粗粝的工具，采集自然赋予的食物，形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聚落。

最终，原始人类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个大变动在世界各地先后发生，变动的实质是，人们不再是“采集”食物，而是开始“生产”食物。可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突破。“生产”活动成为“文明”的开端。

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折，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一次是学会控制火，从此人类便获得了光明、温暖和熟食。另一次是食物的生产，从此人类社会由攫取性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变，进入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新时代。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第二次转折则发生在新石器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左右。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迄今已经发现有7000多处，遍布全国各地。年代大约起于距今8000—4000年。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将植物结实加以播种，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食物来源变得稳定。农业革命最显著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制陶、纺织、建房等新的生产方式。人类生活开始关注文化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了文明。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别“是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进步，而逐渐实现的。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不是同时出现的，也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2]。

兴隆洼文化代表了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和河南新郑市的裴李岗文化，也是目前所知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考古文化。紧接着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龙山文化，其分布更为广大，内容也更为丰富。黄河流域文明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繁荣是在黄河流域，特别是在黄河中游。“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发现上证实，商周遗存也以这里最为集中，特别是商代文明继承史前文化的脉络尤为清晰可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3]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长江流域是与黄河流域同等重要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通观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4]河姆渡文明、良渚文明等都“证实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证实了长江下游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5]。(www.daowen.com)

这些情况说明，中华文化并非单一的起源。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位于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关系，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灿烂文化。

原始文明漫长的文化融合的历史，表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几个特点：

一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多元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中国境内各地，从南到北都有分布。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说，指出：“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6]这一假说形象地说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苏秉琦把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强调中华文明的产生不仅仅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而是“满天星斗”，遍布各地，这些文化遗址都因为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等环境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为以后的地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是各个文化单元的开放性。每一个文化区系都不是封闭的，各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这就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开放的性格。文化的多元起源，在源头上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的开放性与融合性，为中华文化在以后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提供了原始的文化基因。开放性和融合性是中华文化在形成的开始阶段就已经具备了的根本属性和特性。

三是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分布于东南西北广袤土地上的多元文化能够逐渐凝聚起来，形成整体文化，这表现了强大的文化内聚力。这种内聚力和聚合过程，源自如此久远的历史而又流经如此长远的历史时期，自然越发展越强大，形成中华文化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强大的凝聚力。凝聚力也就是吸收、融合的能力，是文化的创造力。本土文化多元发生的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文明强大的本体，面对域外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具有强大的吸收和融合能力。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凝聚力，就决定了中华文明从起源上的丰富性特征和强大的生命力。钱穆比较罗马和秦汉文化，说：“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7]需要补充的是，钱穆所说的“遍悬诸灯，交射互映”，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点亮了。

这样，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文明共同体。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经济模式的群体之间，就已发生频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蔚为大观，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实际的统一。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