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中华文明养成记:世界眼光与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养成记:世界眼光与文化自信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文化的开放性、世界眼光,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充分发展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先进性。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便会对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极为敏感,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鲁迅强调的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民族自信心。

中华文明养成记:世界眼光与文化自信

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是在少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其文化发生期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在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发展。这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基本判断。但是,正如历史学家阎宗临指出的:“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文化来补充!文化起源于需要,适应各个民族的生存,正如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所论,受气候、种族与时间所限制。因之,在文化起源上,虽有播化论与创化论的争辩,但我们则同意发明与传播各半的主张。”[12]

阎宗临所说的有两层意思需要注意,一是任何民族的文化,都要受到“气候、种族与时间所限制”。当然,限制文化发展的因素还有更多,比如地理环境、民族体质气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这些“限制”,造就了民族文化的特性,同时也造就了民族文化的局限性。文化也和物种一样,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任何民族不能独自发明所有的东西。二是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外来文化来补充和丰富。这种认识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十分重要。

与域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不断得到补充、充实、丰富,也不断地开阔着中国人世界眼光,不断增强着中国人的世界意识。鲁迅说:“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13]所谓“世界识见”,就是一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意识、世界的胸怀。这种“世界识见”的养成,与所处的生活时代有关,与生产方式、生活空间、交往条件相关,也与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精神相关。中国人世界观、世界眼光的扩大,与中国的疆界的扩大有关,与中国跟海外交通的拓展和扩大有关,与各民族交往和交流的发展有关,更与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有关。我们看到,中国人对海外文化的认知、了解和接受,是在不断地丰富着和发展着中国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是不断地开阔着自己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扩大着自己的世界眼光和文化胸怀。

开放性、世界眼光,是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长盛不衰、持续发展、永保旺盛的生命力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品格。同时,文化的开放性、世界眼光,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充分发展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居于世界文明总体格局的领先地位,创造了极为丰富和极为辉煌的文化成就。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或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且,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居于世界之先,而且是整体性地领先于世界。在欧洲还处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长安;即便是在宋代那个国力较弱的时候,首都开封的人口已达百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都市。中国人发明创造的器物文化,如丝绸、瓷器漆器、农耕器具;科学技术,如“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等;中国的典章制度、法律、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一旦传播于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究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这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正是出于这种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才能够有博大的胸怀和气魄,平等、和平地来看待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总是与本土文化有差异的,有差异就有冲突,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有充分的自信,才能够以平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这样的差异和冲突,以吸纳外来文化的方式消除差异和化解冲突。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便会对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极为敏感,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鲁迅说汉唐时代的中国人有一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的气魄。鲁迅强调的就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都是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信心的表现。

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是一个“极恢廓与精严的抉择” 过程,也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中华民族广阔的文化胸怀、积极的开放精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将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成果融入中华文化中的强大能力,即是对自己民族文化坚定的自信心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注释】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286页。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美]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www.daowen.com)

[4][美]麦克尼尔著,孙岳等译:《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5]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等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1页。

[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9][美]伊佩霞著, 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剑桥插图中国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5页。

[11]许倬云:《说中国—— 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2]阎宗临:《中西交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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