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不断有人批评中华文化封闭、保守，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这是片面的、不对的。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是主流，是本质性的特征。中华文化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健全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具有全面开放的广阔胸襟和兼容世界文明的恢宏气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

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也说：“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的，不是它的孤立隔绝或纯粹单一，而是在古代相互连接的思想、社会组织、工艺和技术的组合方式，它赋予了中国成长、适应和扩展的能力。”^[9]

中华文化不是在自我封闭中而是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中成长的。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的态势、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海禁、闭关、锁国的时期，但毕竟是短暂的和暂时的。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考察，开放的时代远远超过封闭的时代。即使在封闭时代里，也不是完全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中外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并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容过程，而且还包含着中国人主动去认识世界，主动走向世界的过程。我们的先人在很早的时候便致力于走向世界的努力，张骞、法显、玄奘、王玄策、鉴真、郑和等，代不乏人。他们不避艰难险阻，越关山、渡重洋，与各国各族人民建立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上的联系，搭起友谊的桥梁。这是一种宏阔的胸怀和气度。钱穆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10]

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大规模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接受、融合域外文化，使自身不断丰富起来，更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积极的输出和吸纳运动，使自己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规模的和强有力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

西安开远门遗址丝绸之路群雕。(www.daowen.com)

如果从文化起源的方面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原始的基因。现在学术界基本上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有多个源头的，是“多元共生”的。在大的文化区域的范围内来看，中华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出现的“原生型文化”，但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是一个极其广大的范围，包含着多区域的文化形态，多民族的文化样式，呈现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中华文化就是在这多样性的条件下不断交流、互动和融合而最后成为统一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即使在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以后，各地域文化、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和传统，并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之间进行着广泛的和持续的交流。中华文化对于不断有外来文化进入并不会感到新奇和不习惯，而是抱着积极热烈的态度欢迎各种形式外来文化的进入，并且有能力将它们融合到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大家庭之中。因此，开放性是中华文化的原始基因，在中华文化起源时就已经孕育了开放性的特质。

中华文化的兼容性和凝聚力来源于中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源于其巨大的体量。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智慧，进行了雄伟壮观的巨大文化创造。中国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诸领域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主要源流之一。古代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发达的科技文化和物质文化，而且在哲学、艺术、政治等许多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如许倬云所说：“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11]因为丰富，因为先进，也因为其内在的创造力，因此就有了源源不断向海外传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推动力。这个体量巨大的“文化体”同时就具有了强大的吸收能力，能够将外来文化吸收到这个“文化体”中来，与其中相应的部分相对接。这也说明了在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而又不丧失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和基本特质的原因。

能够大规模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还表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创造性。

哲学家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提出“旋涡模式”理论，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一旋涡以向心运动不断将周边的各种文化卷入而成为一体，最终形成一个巨大时空。

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不论是直接“拿来”的，还是需要加工、改造的，都是一种再创造。中华文化对于引进的外来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对于外来文化引起的激励和推动，进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创新性，使得中华文化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描画出中华文化辉煌灿烂、色彩斑斓、波澜壮阔、大气恢宏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