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文明系统中，必然具有文明传承的内在逻辑，具有保证文明传承的主观自觉意识，及相应的保证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运行机制。

对于中华文明传承来说，文字的发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钱穆说：“中国文字实在是具备着‘简易’和‘稳定’的两个条件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大成功，一种代表中国特征的艺术性的成功，即以‘简单的驾驭繁复’，以‘空灵的象征具体’的艺术之成功。要明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扩大在广大的地面上，维持至悠久的时间，中国文字之特性与其功能，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7]

有了文字，就有了书写，就有了用文字记录人们的文化记忆的条件。在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书籍，比如《尚书》《诗经》《易经》《礼记》《春秋》等，即后世广为推崇的“五经”以及其他典籍。冯天瑜将这批书籍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他指出：“这些典籍成书久远，又经由众手修订、筛选，虽然文字简约，却保存了大量社会史的、思想史的原始材料，蕴含丰富，珍藏着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其间既保有氏族制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陈列着初级文明时代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与观念形态。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抽象的与具象的精神财富逐渐得到社会崇奉，并通过不断的多角度诠释，其意义被发掘，被阐扬，以至达到出神入化境地。”^[8]

这些被称为“元典”的文化典籍具有巨大的文明传承和教化功能。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世代相传的历史书。自商周时代开始，就有了记述历史的传统，到了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则开创了中国正史的传统。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文人笔记、野史、方志、家谱等民间文献，有力地丰富和补充官方史学。中国历史代代相传，保留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与之相应地，从原始时代就开始了最初的教育活动，商周时代学在官府，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到汉代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这是文明传承的体制性建设。中国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教育体制是十分完备的，即使是在战争离乱时期，战后最先恢复的就是各级教育。而且，一些由边疆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元朝、清朝，都把建立和完善教育制度放在重要地位。可以说，中国历代的教育，体制完备，层级完善，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www.daowen.com)

我们注意到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儒家思想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和象征。为什么儒家思想取得了这样的地位，而其他学术文化没有达到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呢？首先在于儒家思想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相契合，其次，自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到清代末期，两千多年，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书院还是乡学，都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课程，而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制，也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考试科目。这是儒家思想得以传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儒学的独尊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并且首先是在教育领域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历代读书人也就都成为儒生。

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同构性特点，在作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塑造着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作为“小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同样发挥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在教育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而且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日常的风俗、礼俗之中。它们和主流文化精神一起构筑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也一起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生命力。

作为文明传承的主体的“我们”，所做的有关文明传承的工作，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也是我们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而这一过程，也就是文明创新发展的过程。因为传承，文明创新和发展才有了强大的动力；因为创新，文明才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

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机制的一个部分。创新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化成果的继承、超越和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华文明在自身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健全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在文明的开放和交流中，大规模地接受和融合世界各民族文明，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