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诞生于欧亚大陆的东方。这是一片广袤的大地，也是一片古老的大地。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我们的先民，从远古走来，开榛辟莽，筚路蓝缕，用勤劳的双手，托举起人类文明初升的太阳。

东亚这片古老的大陆，具有复杂的地貌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北边的万顷草原，东南面的无垠大海，更多的是广阔的平原和连绵的山地。不同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品格、民族精神和艺术风格，形成了不同的看待生活和看待世界的眼光。多样性和多元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而多样性和多元性，最后都如条条溪河，汇入中华文明的大江大河，使得中华文明有了色彩缤纷、丰富辉煌的壮丽图景。

与中华文明诞生大体同时期，当时世界上存在着几个彼此互相独立的文化形态或文化区域，处于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的各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而由于人类在初级阶段就表现出来的趋同性，不同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许多重大的文化成就可以在彼此距离遥远的地区、间隔漫长的时间，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民族创造出来。这种在不同地区独立产生出来的文化被称为“第一代文明” 或“原生型文化”。这些原生的文化形态是以后世代人类文化进化发展的历史性起源和基础。

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即是产生“第一代文明”或“原生型文化”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此外，在中南美洲还有玛雅（Mayas）、阿兹忒克（Aztecs）、印加（Incas）等属于印第安文明的“原生型文化”，但直到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印第安文明大体是在隔绝于东半球诸文明之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讨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早期世界文化格局的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印第安文明而只谈欧亚大陆的“四大文明古国”。

中华文明是早期世界文明的几种“原生型文化”之一。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其他“原生型文化”，如埃及文明，以及美洲的玛雅文明，早已后继无人；古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经过多次的异族入侵，深深叠压在后起文明世代的底层，基本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出现这样的中绝现象，经历数千年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文明的这一特点，已经是人们讨论中华文明的前提和共识，并且得到充分的论述。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提出了判断文明连续性的两个标准：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形式上的）。二是学术传统的连续性（这是内容上的）。“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发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1]这是一个对我们民族文明的基本性质的判断，是一个令人引以为傲的结论。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这个问题包括这样一些分别展开的问题，即：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是如何实现的，也就是中华文明是如何传承的，包括传承的机制、载体、路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传承下来，传承也包含着选择和淘汰，那么，选择和淘汰的标准、动力和机制是什么呢？在连绵不断的传承过程中，中华文明又是如何适应时代生活的变化，实现创新和发展的？没有创新和发展，也就没有所谓传承的内容和意义，那么，传承、创新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这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内在根据问题。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有其源于自身的生命力，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有其养成和成长的内在动力。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本质。

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来分析。关于早期文明即“原生型文化”的标志，现在“国内较流行的观点是把文字、铜器、城市等作为文明的标志或要素来探讨文明的起源”^[2]。这种以“文字、铜器、城市”等因素去考证的概念，虽显得比较简单，或者也不全面，但因为约定俗成而比较实用。而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项文明标志，在夏、商、西周三代都已出现，并且在商代后期和西周时代形制完备。当然，原生文明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三个方面，其他在经济生活、社会管理、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了四大要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3]经济的供应属于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包括城市和社会管理，伦理、知识与艺术则属于文化精神范畴。可以说，现代社会文明的基本的方面，都在原生文明时代产生并发展起来了。

四大原生文明都是在新石器文化——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沿着各自的轨迹，不断地嬗变和演化出新的形态。

那么，这样的世界文明格局中，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中华文明初创时期的活动区域要比其他几个古老文明都更为广阔。埃及和巴比伦文明的活动区域都不过几万平方千米，印度文明的范围基本上限于印度半岛。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则有七八十万平方千米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又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乃至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区域的总面积约500万平方千米。

这样广大的领域作为中华文明繁衍滋生地，既使它具有多元发生的丰富性，也使它在遇到异族入侵的情况下，仍有广阔的回旋空间。中华文明延绵不辍与这种地理形势很有关系。

其次，中华文明的发生期大体上是在与其他文明区少有联系的情况下度过的，中华文明是在未受到或很少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文明的发生期。这种情况与其他几大文明也有所不同。例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相距不过1000千米，也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这两个古老的文明历来声息相通，彼此之间形成繁复的文化传播—接受机制，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数学、天文历法知识等多有交汇。古印度文化与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也很早就有直接的交流。它们之间虽有伊朗高原相隔，但其间通道纵横，交通还算方便。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和波斯间的战争，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其后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更加强了从地中海到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与之不同的是，在文明的发生期，中华文明很少与其他文化有直接的或实质性的来往。亚历山大东征时至印度河而向南折返，因为再往东就是巨大的地理屏障帕米尔高原。中国人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多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因而很少可能与其他文化相接触或获得有关的文化信息。(www.daowen.com)

“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中，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发挥了更为主要的作用。”^[4]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原初性的民族，中华文明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的发生期是完全封闭的。实际上，中华先民很早就开始寻找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沟通和联系。发展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对话与交流，是中华文明在其发生期就形成的一种传统。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青铜文化乃至更早的彩陶文化，都与欧亚大陆其他一些文化有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但就实质性的文化交流而言，中华文化是在大体完成文化发生过程，文字、思维方式、社会结构的基本风格和定势确立以后，才渐次与其他古老文化有比较实质性的接触、交汇和碰撞。虽然这种接触和交流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中华文明的系统和态势已经确立了。

最后，由于中华文明发生和发展的独立性，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得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

虽然中华文明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但这几千年中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属于同一文明形态，是一种文明形态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始终没有突破和超越在初始阶段设定的观念框架和意义网络，始终保持着相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主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社会、家族本位、宗法制度。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些方面，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文化模式和文化主题，决定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它所反映的、所体现的，是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也是中华文明内在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规定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基本运动轨迹和发展方向。

百余年来，我们一直纠结于“传统”这个概念，对其进行了种种的阐释。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传统是指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物质实体、惯例制度、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等，凡是代代相传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做是传统。不过，传统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变化。人们在继承传统之后，会对所继承的传统进行解释，使传统在延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异，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然而在这些变体之间又有某种永续的东西，即共同的文化主题、共同的源泉、相近的表达方式和出发点，体现出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传统的这种“延传变体链”也被称为“传统”，或者说是传统的一种特殊内涵。^[5]

比如我们平常说的“儒家思想的传统”，汉代“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明清之际的“实学”，都与孔子时代的原始儒家有很大区别，是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变体，但它们又都保持着儒家思想的共同文化主题，所以都同属“儒家思想的传统”。正是由于传统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在保持共同文化主题的前提下的种种变异，使得代与代之间、我们的现在与过去之间，既有变化与发展，又保持了某种连续性与同一性。我们讲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实在“传统”概念中，已经包含着“传承”的意思。“传承”是“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传统文化从过去延传至现在，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有意义的联系纽带，也是沉积在人们心中的依恋性情感和态度倾向。理解了传统，也就是理解了传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进而也就能理解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传统。

我们与传统的关系，首先在于我们属于传统。因为传统不是一堆僵死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流向。传统从过去流淌到现在，使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历史遗存的因素。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把这些历史因素扫除干净，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6]。无论是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前辈的活动，还是以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都是以所继承的传统为出发点的。

我们属于传统，不仅仅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留着大量的历史因素，不仅仅是因为作为长期经验积淀的传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指导，也不仅仅是因为传统的规范和价值为我们提供了秩序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世代相传的传统，已成为我们最深的“先入之见”，成为我们的“文化眼镜”，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和依恋对象。依恋传统，是所有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境、条件和任务，也都要受到传统的选择。实际上，这正是现代世界文化的一大难题，即文化多元化与文化现代化的矛盾或冲突。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但各国的现代化都是以各自的文化历史为起点的，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各国的文化传统始终限制着、影响着实现现代化的途径、方式和内容。现代化也处在传统的掌心中，虽然现代化本身意味着对传统的反叛和超越。

不仅我们属于传统，而且传统也属于我们。因为，传统作为延传到“现在”的“过去”，积存到“现在”中的历史因素，其存在的“合理性”或根据，在于现在的“我们”对它的反应和接受。没有被“接受”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就没有意义，也就不成其为传统文化或文明。接受传统和抵制传统一样，不可能是全盘的。接受就意味着选择，我们所接受的传统实际上是我们从传统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而出的“传统”。传统文化传承的进程也就是选择的进程。而经过选择的传统，已经包含着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已经加进了我们的思想、感情、需要和要求，加进了我们的文化意义。

这样一来，我们所说的“传统”，并不是传统的文化的本义，而是我们对它的选择，是我们对它的理解、解释和接受。我们所解释、所理解、所接受的传统，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传统。这个传统并非是传统的本来面目，也不必是传统的本来面目。传统能够成为每一个时代的传统，能对每一代人发生不同的意义，就在于传统是开放的，它允许每一时代的人们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把握它、延伸它，扩充或赋予它新的文化内涵。或如德国解释学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传统”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传统的进展，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

我们参与传统的进展并规定传统，就使传统发生了变化。我们接受了传统给予的东西，但任何社会中的人们都不可能完全受传统支配而生活；社会得以存在下去，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物体、信仰和范型的积存。我们还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的文化语境和新的文化任务。所以，虽然传统给我们提供了精神的家园，然而它却很少是一个我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家园。我们试图将它改造得合乎自己的愿望，有时便抛弃或置换了某些继承的遗产。这是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世界。真正的文明传统就是在过去与现在的不断遭遇、冲突、融合之中产生出来的广阔的可能性。

这种参与和创造，是从历史发展到今天的这个出发点，用现代的文化眼光，对传统文化的要素进行现代化处理，使其具有新的意义、新的价值、新的功能，从而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发挥作用。这就是说，要把传统化为现代，而不是把现代化为传统，更不是把现代消解在传统中。也许通过这种方式，使传统文明获得现代性生命成为可能。因为经过这样的处理，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就可能超越二元对立的状态，成为同一文明架构中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两方面。

这大概也就说明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量之所在。中华文明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就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活动，我们对文明的继承和依赖，我们对文明的参与与创造，就是文明的生命力量，就是文明的世代传承、绵延不绝的内在的动力。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现代化从中国本身的悠久文明传统中获得激发力和文化资源，以自身的传统作为动力和源泉；中国的传统文明也将在现代化运动中获得新的价值和意义，以文明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生命的合理延续。这大概也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核心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