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春天，政府突然通知大家准备搬家，地点仍在红庙坡，是省公安厅七处的看守所。这样一来大家的思想又是疑虑重重，认为从一个较为正规的学习环境迁移到看守所，是否政策有所改变？“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究竟如何理解？搬家的那天，每人各自扛着行李出了大门，由干部带领先向西再向南，共走了约五六百米，走到有高土墙围着的院子大门口，进入院内没走几步又向北走，一座黑色大门就在不远处，仔细一看大门顶上有一座岗楼，里面站着一名武装士兵。走进大门，东西两个院子都象是看守所的监室，当时将我们全部带进西边的院子，这时每个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政府干部觉察出大家的丧气神情，当即解释说：“因原先的地址另有他用，为了方便才搬到这里，希望不要有其他想法。这里房子是差一些，将来会重新修建的。”话虽这么说，但条件总不如先前，甚至每当入厕还得向高墙西北角岗楼上的武装警卫打招呼后才能入厕，不过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待遇，基本还和往常相同。这时政府将我编入三组，也不再当组长，但仍在学研组和王友直共同负责，同时政府将朱占魁调离学研组，将王廷弼、魏锡熙调进学研组，并指定魏锡熙、李品清共同照应大家的生活。

195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两天，政府宣布届时要带领大家去钟楼参观“五一”游行。因在月末已到了理发期，原先是每月有理发师定期去理发，这次政府说要大家自己动手，并买来几把推剪、剪子和几套保险刀。使用保险刀刮胡子人人都会，唯独使用推剪总得要有点手艺。经过小组动员，推选薛仁安为理发师，薛一再表示：“我本人倒是用过推剪，但没投过师，恐怕理得不合大家的心意。反正我不会要钱！”旁边有人开玩笑说：“你这老西（人们对山西人的称呼）还没改造好哩！处处总是忘不了钱！好好为人民服务吧！”薛一本正经地说：“看看你们哪个是人民？”逗得大家笑了起来。然而要理发的人多，而一个人一天即使理10多个头，肯定两天内理不完。于是我毛遂自荐说：“幼年时父亲给我推过头，年长后我也给邻居的小孩们推过光头，但从来没推过什么平头、分头。”我这么一说，居然有人围过来让我推光头。因多年没动过推剪，拿起来自然没那么得心应手，头一个要我推头的贾君理完后朝我一拱手说：“告饶了！下次再不要你服务了！”

“五一”节这天清晨，我们在干部带领下分乘两辆大卡车出发，汽车进入北城门沿北大街直驶钟楼，停在钟楼东北方向观礼台的一侧观看游行。当天下午，干部送来的报纸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决定整风的通知，干部指示各组认真学习，结合每个人的交罪认罪态度，从思想上进行检查，也可以对政府干部提提意见。这以后报纸上不断报导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文章，后来还报导了民主党派人士的头面人物对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意见，如什么“党天下”、“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立政治设计院”、“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为反革命平反”等等言论，一时弄得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当时我思想上有些感觉，也有一些问号，对我这个在国民党的政治集团里混了10年的人来说，一眼就看穿这些人显然是与共产党争权，但为啥居然让这些有政治野心的言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昵？难道共产党就不怕这些言论扰乱人心？就在这一时期，形形色色的文章，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论调，闹得乌烟瘴气，特别《文汇报》在这方面格外卖力，自然更引起人们的好奇，只要报纸一来都去抢着看《文汇报》。这个时期报上根本不见有辩论的文章，也不见有评论员的文章，这样一来人们在思想上更加狐疑。过了一段时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人们的头脑才逐渐开始清醒，当时我曾意识到，这可能是共产党在“放长线钓大鱼”，让这些言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看清这些人的政治阴谋。约在6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各组通过学习这篇重要讲话，都认识到一个时期报纸上的一些言论，完全背离了讲话中的六条政治标准。当时政府根据文件精神，拟了几个讨论题，指示学研组主持召开大组讨论。经过近一周的热烈讨论，每个人都认清了毒草的本质，同时也初步认识到新中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接着政府发动了一次交心运动，希望大家打消顾虑，敞开思想，写出自己头脑里的各种想法，甚至对党和政府有哪些不满都如实写出。还规定了一条：不论有哪些错误想法，只要实事求是写出来，决不给任何处分，而且还认为是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学研组为了使交心运动广泛深入开展，每晚统计各组交心材料的数字，在黑板报上公布，从而形成了交心竞赛，几天之内黑板报上的统计数字，逐日直线上升。后来发现有个别人，为了争取数字，竟不顾一切地胡编乱凑了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真实思想。政府当即指出这种不老实的现象，并十分恳切地对大家指出：所谓交心，如同患者向医生说出自己的病情，医生才能根据病情去医治，所以必须真实暴露出不正确的思想，通过大家互相帮助和学习有关文件，就会得到正确的认识；只有把旧思想倒出来，才能装进新思想，这就是改造思想的必由之路。通过这次交心运动，有的人不仅交代了很多反动思想，还有人交代了隐瞒多年的严重罪行，这些都受到政府的表扬。

从1958开始，政府动员大家积极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久，政府安排年老体弱的人糊火柴盒，身强力壮者参加纳布鞋底劳动。开始时由西安东关火柴厂和某鞋厂派来技工，专门进行指导，并做出示范，手把手地教大家学习操作。纳鞋底需要的工具有木板夹子、锥子、锥条、大针、为了节省开支，由原国民党暂编第三十二军教导三师少将师长李贯一，以其原有的铁木工手艺买来材料自己动手制作。经过技工的精心指导和大家的勤学苦练，绝大部分人初步掌握了纳鞋底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当时我参加的是纳鞋底劳动，开始时不得要领，针脚时大时小，有时绳子拉得过紧或过松，纳出的鞋底高低不平。后来我先在鞋底上用铅笔画上线，照线扎孔，逐渐摸索到操作要领。由于大家认真钻研技术精心操作，不久有的人日产量最高达到两双，有的最低也能完成一双，质量也不断提高，后来还受到鞋厂的好评。纳鞋底活路中锥条是最关键的工具，锥条磨钝了不仅影响质量还影响进度，于是需要专人磨锥条。当时李振西自告奋勇愿为大家磨锥条，他磨的锥条是剑头形，用起来格外锋利，很受大家的欢迎，对提高产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李振西善于动脑，如1957年春节曾制作了京剧行头，这次李提出革新纳鞋底锥子建议，在一把锥子上按装上两根锥条，上下锥条间留出一个针脚的距离，一次能在鞋底上扎出两个眼，等于提高工效一倍。经过试验，他这个革新是成功的，也不影响质量，不过使用起来要费劲一些。当时为了提高工效，多数人都改用了双锥条的锥子，每当纳完一双鞋底，周身大汗淋漓。一次鞋厂来人，对大家进行了鼓励，并说：“你们操作时间不算长，但有的质量超过了我们的工人。”临走时还送给大家一些奖品。(www.daowen.com)

1959年春，政府计划搞一些修建工程，准备将管理所外院公安厅七处院子的土围墙更换为砖墙，于是将我们当中比较年富力强的抽出来，临时组成修建小组，并将管理所的炊事员郭东五指定为施工的技术指导。该郭系湖南人，原在国民党某部队搞过文艺宣传工作，解放后在某劳改单位劳改，其间搞过建筑工程。该郭喜好文艺创作，还能写诗作画，和大家很合得来。换墙的工序先是将原有的土墙挖倒，然后清理地基。原有的土墙基部有一米多厚，墙高三米多，挖倒土墙的活路，劳动强度大，也有一定的危险性，每当墙的基部挖到一定程度快倒塌时，往往是和我们一起劳动的政府干部抢先去挖，却让我们离墙远一点观察。有一次在挖靠近大路的一段土墙时，眼看墙基松动将要倒塌，孰料土墙附近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玩耍，在这危急关头，一位管生活的李干事猛扑过去，将小孩抱起，刚转过身，“轰”的一声土墙倒下，激起一股灰尘。当灰雾散去后在场的人看到这个小孩得救了，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这位舍己救人的好干部，似乎都向他致以崇敬的注目礼。这位舍身忘死抢救别人的共产党的好干部，怎能不令人敬佩得五体投地呢？当时我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干部对我们这些罪犯，平日不仅是苦口婆心地言教，而且常常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感染着我们，使我初步懂得了，一个人不单单是为了自己活着，更重要的是应该为大众而活着，甚至到必要时，宁愿作出牺牲，也要让别人生活得更幸福。记得1941年春我在太行山活动时，正逢日军大扫荡，我率部分督导员随国民党某师撤退时，只见这个部队的军官举着手枪站在自己的士兵背后高喊：“不许退！顶住：谁退下来我毙了谁！”那种情景与眼前这种情景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切为了私利，也许这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当院外200多米长的砖墙砌成后，接着开始更换后院的土围墙，这时大家在郭东五的指导下，砌墙技术已达到较熟练的程度，工期大大缩短。更换墙的工程完毕后，在外院的西南角重新建了一个厕所，不到一个月全部完工，郭东五鼓励大家说：“没有五级工的水平盖不起这座厕所。”接着在后院库房一侧新建了一座水磨石池子的澡塘，在澡塘一侧砌了一个马蹄型抽风灶，专烧洗澡水。这个抽风灶是我在郭东五指导参加砌成的，我基本掌握了灶的性能。每周澡塘开两次，由各组轮流烧水，遇到生不着火时，就叫我去帮忙。后来还将每个监室的房顶翻修一遍，扎了新顶棚，从此管理所的环境大为改善。大家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劲。不久政府给我们买了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我们带着马扎凳子，去阅览室观看很新奇的电视，使我们大开眼界。然而当时电视机还是相当高级的奢侈品，只有共产党的高干及一些少数人才能享受这种待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