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市公安局王培处长将我们召集在前边办公室，郑重宣布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喜讯，政府决定送我们去别的地方参加正规学习，并告诉大家，那里的学习环境和生活待遇还会更好，希望大家到达学习地后，认真学习，加速改造，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这简短的几句话，像是给每人吃了定心丸和兴奋剂。王处长嘱咐大家，抓紧时间拆洗被褥、洗洗衣服，待命出发。这天晚上我兴奋得几乎通宵失眠，一直在回味着“争取在不久的将来走上工作岗位”这句很有份量的话。“不久”二字究竟有多长时间？工作岗位究竟是什么岗位？首先肯定是不会杀头啦！其次是有了恢复自由的盼头啦！

从次日起我们伙食标准又提高了，早餐是牛奶、面包或豆浆、油条；中晚每餐都有荤菜；饺子、包子、花卷、米饭顿顿不重样，每隔一两天还能吃红烧大对虾。我们这些人一个个吃得乐呵呵的，嘴都合不拢了。经过近一周的整理行装，政府通知梁子青、胡梦华、曹钟麟三人去北京学习，我和刘德溥、班志洲、李实斋去西安学习。启程的当天，因班志洲、李实斋二人重要材料尚未写完，暂留天津，只有我和刘德溥先行。当时和我们同行的是王干事和两名武装干警，我们5人乘汽车到东车站后，王干事将我俩带上一节软卧车厢，安排我俩坐在下铺。我倒在软铺上舒展了身体，立刻回忆起解放前我每次往返平津，虽然只有两三小时的行程，也要乘坐软卧，避免和普通乘客混杂一起，而且每次上下车都有人迎送。现在同样是睡在软卧车厢，也有人护送，可是一种是迎送，一种是押送，两种滋味两种心情！

到北京后，当晚搭乘去西安的车，次日上午抵达西安。西安车站变化不大，只是不见“中正门”的旧样。我们5人各乘一辆人力三轮车，经过毫无变化的尚仁路（即今解放路）直达陕西省公安厅，又换乘了汽车，一直驶向坐落在红庙坡的陕西省警察学校旧址。当我们走进大门，只见院子里三五成群的人在相互交谈，看到我和刘得溥走下汽车，人们的目光都扫过来。我也好奇地望过去，突然发现山西同乡、军统临训班同学、保密局陕西省站副站长薛仁安及该站科长任鸿猷，还有国民党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朱占魁，他们快步上前接住我的行李，只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好的话，好像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又像有些拘束，我只是微笑点头表示久别之情。这时一位干部走来，将我俩领到一间空着的宿舍，片刻间有一位操湖南口音的人，似乎是炊事员，挑来热水让我俩洗脸。当我俩铺好床稍事休息后，听到吹哨子声，有人喊“开饭啦！”我俩走出宿舍跟着大家走进饭厅，按照别人的动作，在筛子里拿到碗筷，排队到炊事员处打饭菜，然后自行去找桌子用餐，吃毕各自去自来水管洗碗筷，洗毕送回原处。我这里把这些琐碎小事写出来的原因是，由于换了新的环境，免不了有些束手束脚，更不了解这里的各种制度，只能跟着别人行事，甚至连上厕所还要请教别人，是否可以随便上厕所。

次日早晨送我俩的王干事来向我俩告别，我不由得鼻子有点发酸，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我俩一直将他送出大门。这天上午有位人们称呼吴科长的，将大家集合在前院，通知听候首长讲话。不一会来了三四位干部，其中有一位人们称呼处长的人讲了话，内容大致是：政府要大家集中来西安学习，目的是为了加速改造思想，时间也不会太长，将来也不会给大家判刑，即使有少数人在别的地方判了刑，将来再不会按判刑处理，希望大家打消一切顾虑，专心致志接受改造……。讲话毕，另有一位干部点名分组，共编七个组，每组约10人。当时我被编在第四组，并被指定为组长。解散后各组按指定的宿舍，重新调整了住房。每间宿舍有30多平米，有三个大玻璃窗，每人一张木床。当天下午吴科长将王友直、朱占魁、李品清和我叫到办公室，指定我们四人组成“学研组”，同时指定王友直和我共同负责。该组的任务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掌握各组的学习和生活。当即在吴科长指导下，制定了每日作息时间表，安排是这样的：除星期日休息外，每日起床漱洗毕即做早操（由我领操），上下午均为学习时间，晚饭后自由活动，有篮球、康乐球、扑克、象棋等，后来陆续添购了大鼓、铜锣、钹、胡琴、二胡、笛子等。(www.daowen.com)

王友直是陕西韩城人，早年在上海某大学毕业，后留学苏联，回国后在国民党三青团任职，抗战期间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前任西安市长，西安解放前逃成都，后又去香港，不久又返大陆。李品清河南人，解放前是中统河南某地负责人。朱占魁河北人，原是中共党员，抗战初期在河北省任中共冀东某军分区司令员，后与该军分区政委有矛盾，叛党逃往河南投降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1948年任国民党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同年初冬率区保安司令部千余人枪，回到解放区。

在正式开始学习时，政府布置的学习文件是《社会发展简史》，因解放后大家已在不同的地方学习过这个文件，于是只复习了一遍后，开始学习《中国现代革命史》。这本书是范文澜所著，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到新中国成立。其中从“五四”运动以后各个历史阶段和我们当中多数人的经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通过每一单元的学习讨论，大家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结合各自的经历，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特别对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在抗战后期，究竟谁在一心一意抗战，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中多数人能够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反省出不少的历史问题。各组在学习中有时为了彻底弄通一个问题，从《毛泽东选集》中寻找参考材料。一次有人在“毛选”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看到国民党在江西第一次围剿红军，由国民党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的三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一带的论述，于是将这一段拿给公秉藩过目，公后来在一次小组生活会上检查思想时说：“我的名字上了‘毛选’，参与围剿红军已为人所共知，尤其抗战时期，我还在南京汪精卫的日伪政府当过汉奸部长，将来政府能否对我宽大还是问题，但我必须把参加第一次围剿的罪行彻底交代清楚。”后来负责管理我们的省公安厅郝处长对我们指出：“……公秉藩上了‘毛选’，只是历史上的记载，因为是客观事实，这没什么可顾虑的，你们在学习文件时，就应联系各个人过去的实际，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随时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这样才是加速改造的具体表现……。”

1956年9月间，报上公布了政府将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批日本战犯赦释的消息，同时报导了这批获释的战犯经过人民政府的耐心教育，都能够低头向中国人民认罪；并且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不独使中国人民遭受到极大的痛苦，而且也使日本人民同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他们表示回国后，愿意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多做贡献。我读过这个报导后，思想上产生了一些想法：认为这些日本战犯，原先是烧光、杀光、抢光，使千余万中国人民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共产党既然能把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赦释，可能对我们这些人不久也要释放了。当时各组在学习这个报导进行座谈时，大家也有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