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元旦刚过，我们小组的班志洲、王清溪、舒季衡、贾金南被陆续调走，被安排在同院的一座独立的三间房内，没过几天也将我调去。当时郑干事宣布将我们编成一个“工作组”，指定曹强为组长（曹是日降后国民党接收天津时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首任处长），不久又将李子祥调入该组（李是日伪时期军统保定情报组书记）。当时郑干事交代工作组的任务是：帮助政府审查在押犯人提供的检举材料，并将准确的材料内容，填入印好的“检举线索通报表”。这一工作显然是要开始逮捕隐藏在社会上的党政特分子，后来才知道是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作准备。我们工作组昼夜不锁门，在一进两开的三间房内可以自由走动，平时只要向警卫打招呼，也可自由去厕所，伙食也比别组有所提高，有时为了突击任务要在夜里加班，每次加班还有夜点。郑干事每天去几次取送材料，一再嘱咐大家：第一、对工作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不能有丝毫差错，如有疑问可写条给提供材料人，令其补充或纠正，应以自己的工作表现，争取直接走上工作岗位；第二、在工作中还应经常考虑，自己在交代问题方面还有那些重要问题需要继续交代。后来有一天郑干事到组，当面对曹强指出：你有一件重要问题仍未彻底交清，被害人的家属多次向政府提出要求偿还血债。曹对郑说：“那个问题我已交代，我当时是以土匪处决的。”郑干事说：“我再考虑考虑！”约周后曹被调离工作组，政府当即指定我和班志洲共同负责工作组。

1951年春夏，报上不断报导有关镇反的新闻，有时也公布反革命罪犯被政府处决的名单，有时还听到外面街道上群众的口号声：“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家虽然在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老实说，在我思想上却万分紧张，每当其他小组早晚轮流上厕所时，我有意识地立在窗前窃视。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曹强不见了，思想上就认为曹还当过工作组长，不也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是否我也会有那么一天？但自己还是有个总主意，首先要经常考虑还有哪些没交代清楚的问题，同时政府指定自己干啥，就一定要不怕劳累地去干好。从此每当空余时间，结合个人的历史，撰写所能提供的资料，这样思想上也就不去胡思乱想了。(www.daowen.com)

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开门进来喊我的名字，我仔细一听是郑干事的声音，我应声时周身发抖，似有丧魂落魄之感。由于紧张过度，摸了一阵才找到裤子。我下床开灯后，郑干事笑着说：“看你这个狼狈样子，连裤子都穿反了！好啦！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家庭是什么成分？”我答：“我也搞不清，我13岁时就离家去省城上学，我幼年时父亲在本县基督教堂帮外国牧师传道，只知农村老家祖上留有30亩山地，由本族亲戚耕种。”郑干事说：“好啦！睡吧！不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关灯上床后仍在盘算着，看来政府要对我作结论啦！可能就要在镇反中处理，要不然为啥那样紧急，在深更半夜来问我的家庭成分？真是吉凶莫测。次日起床后有人对我说：“昨夜听郑干事叫你，一时令人惊慌，原来只问了家庭成分就走了。”我却装着镇静的样子说：“我这人是属马的，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现在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