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初，政府要各小组自筹文艺节目，准备在国庆节举行文艺晚会。当时我们小组经过研究，准备编写两个话剧，一个是我将前文中提到的逮捕那位中共地工报务员陈××的审讯经过及后来他来监狱里看我的那段感人肺腑的情景编成剧本，将剧名定为《再生》，经大组长送干部审查后改为《饶恕》。另一话剧是杜建时编写的，剧名我不记得，内容是抗日战争后期，美国派赫尔利到重庆任驻华大使，当时蒋介石派杜建时负责接待，因杜曾在美国军事学院学习，时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剧情是暴露当时蒋介石和美帝勾结的内幕。以上两剧在排练时，由我们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

当10月1日晚上我们小组的话剧演出时，真人真事，剧情逼真动人，尤其在演出话剧《饶恕》时，由梁子青扮演那位中共地工报务员陈××。在演到陈××对我恳切教导的那段情节时，我忏悔地跪倒在地聆听教诲，激动得泪水禁不住地向下淌，当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观众凝神观看。当幕布落下后，下面有人带头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彻底交罪，争取宽大处理！”“中国共产党万岁！”顿时一种十分感人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次日郝干事到我们小组巡视时说：“昨晚你们的节目比较成功，演出效果也好，会场上呼口号时，还有人在流泪。”

节后教育队掀起一次交罪运动，多数犯人写出自己的历史罪行材料，大组长每晚到各小组点名时，专门统计各组交出材料的份数，并隔日在墙报上公布一次，无形中成为交罪竞赛。当时政府干部不时到各小组指出，交罪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为凑数而交罪，并一再教育大家，交罪是相信政策、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更重要的是只有彻底交罪，才能逐渐加深认识自己的罪行，每个人能够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就有了改造思想的基础，所以交罪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大家认真改造思想，争取重新作人。这些教导直到现在还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www.daowen.com)

1950年初冬，一次政府干部对我指出，我们小组的吕一民有一件重大历史罪行，政府已同吕谈过几次，该吕顾虑重重，藏头露尾，不肯主动交代，要我动员全组对吕进行启发诱导，帮助其主动交代，但究竟是什么具体问题，政府并未明确指出。在一次小组生活会上，大家指出吕一民在写交罪材料时有异常现象，如每当写完一份材料立即撕毁，然后又重复写一次，所交出的材料内容，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当时政府规定，不论谁写的交罪材料，在呈交政府前，先在小组内审查后再送）。小组会上还有人指出，吕一民交代的个人历史，在任职时间上前后矛盾。吕即承认在年轻时为了向上爬，故意捏造了一段历史，因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填写自己的假简历，唯恐更正后反而引起政府的怀疑。最后小组将帮助吕的情况如实向政府汇报。一次郑干事找吕一民去谈话，吕回组后要求在组里公开交代他的主要问题，郑干事也特意到我们小组，让大家暂停写各自的材料，集中精力帮助吕彻底谈清问题，为此全组开会听取吕的交代。吕交代的问题是：早年间他在南方曾参加过胡汉民为首的反蒋组织“新国民党”，其间结识了一些北方籍的反蒋上层人士，其中有任应岐先生，1934年间吕在政治上失意，乃迫回天津另谋生路（吕系宝坻县人）。适逢其表弟王文当时在军统天津站充当特务，后吕经王文介绍参加了军统天津站充当特务，这以后吕偶尔在马路上巧遇任应岐，任邀吕去家中作客，后来吕将任应岐在天津的情况向军统天津站汇报，该站当即指使吕随时对任进行监视。这以后的一天，吕侦得任应岐先生和吉鸿昌将军及王化南等，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打麻将，吕火速向军统天津站密报，该站决定由吕引领特务，前往进行暗杀。吕即带领打手吕问友（吕一民之侄）、女特务杨玉珊，直奔饭店侍机狙击。首先找到任应岐先生等打牌的房间，然后吕指使女特务杨玉珊带一小孩在房间门口玩皮球，其间有意将皮球从窗户上扔进去，杨女以取皮球为名，进入房间看准任应岐等坐的位置，然后告知吕问友，于是吕问友窜入房间开枪射击，在慌乱中将王化南击伤，吉鸿昌将军被跳弹击伤（注：大家认为这只是吕一民避重就轻的交代）。当特务们逃走后，法租界工部局闻枪声，派巡捕到国民饭店，将任应岐先生、吉鸿昌将军等带走，事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军统头子郑介民（郑是复兴社特务处华北特派员）到天津，向法租界工部局交涉，将任、吉等引渡到北平，不久任、吉等遭蒋介石下令杀害。大家对吕一民的交代认为是避重就轻，认为吕所狙击的主要对象是吉鸿昌将军，因为吉鸿昌将军积极参加抗日，特别反对蒋介石的投降卖国，而且吉又是共产党员，而特务开枪时应以吉为主要对象。没过几天吕一民被调离我组，后来听说被政府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