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夏的一天，李所长通知我们小组立即收拾行装，准备迁至教育队参加正规学习。该队地址是解放前天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看守所，解放后政府在旧址上重建，成立了新生大队，凡是初步结案的反革命犯，基本上编入该大队学习。后来政府在塘沽建立了新生农场，同时将新生大队迁至塘沽，编入新生农场，就在新生大队的原址成立了教育队。我们小组为教育队第七小组，政府仍指定我当小组长，当时编入第七小组的共10人，有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副局长王清溪，警察总队总队长聂步飞，中统天津区副区长班志洲，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直属通讯员吕一民，天津华声广播电台经理舒季衡，平津铁路局警务处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和我。约月余将李汉元调往他组，据说李思想顽固不积极交待问题，不应享受优待。当时政府并没有宣布教育队队长是谁，只是原来的李所长不见了，来了一位秦所长，另外政府在犯人中指定一名姓王的为大组长，代替政府照料各小组的学习生活等。政府还给每个犯人编了号，不准互称姓名，不论晚间大组长点名，或是平时犯人之间，只能叫号。记得我当时被编为43号。教育队的日常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每天起床后上厕所，由大组长挨组呼叫后才能走出监室，整队清点人数，小组值日提着尿桶进入厕所，待一个组回到监室，再叫另一个组。各小组依次上毕厕所，各自在监室内活动，搞卫生、做柔软体操，有的坐在自己的铺位上反省问题。队上每日两餐，上午9时开饭，由炊事员将饭菜送至各小组门前，按室内人数打饭菜，但不限量。饭后开始学习，有时读报纸或布置的学习文件，中午送一次开水，接着午休。午休时必须躺在床上，否则警卫会来干涉。午休后有的在写交待材料，有的互相启发反省各自的问题，午后4时开饭。饭毕由大组长将各小组集合在后院，清点人数后整队带入前院，围成一个大圈搞些集体游戏，如“击鼓传花”、“丢手帕”等，输者要站起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通常是清唱一段或说个笑话。一次玩“击鼓传花”，花刚传到杜建时手里，鼓声正好停下，杜不得不按规定站出来，因杜是解放前的天津市长，自然引人注目，杜向大家说：“我原先还能唱几句京剧，但近来心脏不好，说话声大点就觉得心慌，我向大家鞠个躬好啦！”说着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当时有人喊：“不行！不行！如你鞠躬别人也鞠躬怎办？不能唱说个笑话也行！”还有人喊到：“不能唱学学狗叫也行！”只见杜撅着屁股，两手捂着嘴：“汪！汪！汪！”叫了几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事后回到监室，我问杜为啥不说个笑话，偏要学狗叫？杜说：笑话倒有，如果笑话的内容稍不适应当前的环境，是会出问题的，正如上次有人唱了一段《四郎探母》，大组长当时批评说是散布消极情绪，学狗叫总不会犯错误。杜这个人非常谨小慎微，平日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总是照着事先写好的发言提纲宣读，在写交代罪行材料时，对每个字的含意都要斟酌再三，每个字都要写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击鼓传花”、“丢手绢”的游戏，时间长了人们感到乏味，同时大家蹲在地上活动也少。后来政府要大家学习扭秧歌，政府还买来大鼓、小锣、钹等乐器，干部在前面做示范，大家跟着扭。开始时扭起来很有点像小脚婆娘在欢快地走路，经过干部指点纠正姿势，初步得到要领，腰稍下蹲，挺起胸脯，两臂自然摆动，欢快地向前走，倒觉得周身舒展自如，轻松愉快。后来时间长了也感到是老一套。当时另一小组有个犯人原在文艺界工作，自己还有小提琴，政府干部就让他教大家跳舞，舞步是三步或四步交谊舞。这在当时对这般犯人来说是驾轻就熟，但在跳时并不是两人一组，而是将大家排成二路纵队，后面人的双手搭在前边人的双肩，然后随着鼓点声，和着三拍或四拍的琴声向前行进，每次跳舞由那搞文艺的犯人拉提琴，我拉二胡，别人击鼓打乐器，这以后每当集体游戏就不再那么单调。有时星期天由大组长在各小组选出会打篮球的能手，临时组成球队和政府干部赛球，还让大家在场外助兴。(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