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6月的一天早饭后，李所长到监室，要我立即收拾好行李跟他下楼，这时我的伙食已改为一般犯人的标准，因此我猜疑可能要对我进行公审，或许会拉出去枪毙。在收拾行李时，不自觉地流露出紧张的神情，李所长看出我慌张的样子笑着说：“你又在瞎想啥！现在给你换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免得你成天捉臭虫。”下楼后让我上了一辆有窗帘的小汽车，行车约10分钟停下，我走出定睛一看，正停在解放前稽查处看守所后院的大门口，李所长说：“跟我来！”这时我思想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谁能料到，我原先关押犯人的地方，今天我要被关押在这里！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看守所大门的台阶时，顷刻间回忆起半年前我检查看守所的情景：那时陪同的有督察长、科长、看守所长，进大门时两旁的警卫立正行军礼。走进监室大门后，由于关押的人犯超员，走廊内臭气熏天，我用手绢捂着嘴，快步从楼下走到楼上环绕一周。偶尔听到监室房门上的小窗口有人连喊：“长官！我来了几个月还没过堂，我冤枉啊！”我带着似乎发慈悲的语调，转身告知司法科长，应查查是什么案子，羁押的案子必须按办案程序及时尽快结案移送，绝不能拖延。司法科长无可奈何地说：“送来的案子居多证据不足，只能催促送案单位提供证据，因此拖延了时间。”

正当我回味着过去，李所长说：“进来吧，就住这间房子。”我仔细一看，是楼下走廊尽头最大的一个监室。进去后地板擦得锃亮，四周墙壁粉刷得雪白，门的对面墙上有带铁丝网的两个窗户，光线充足还较清爽。在我铺床位时又送来二人，经过互相了解，一位是班志洲，安徽人，中统分子，1947年曾任党通局（即中统）天津区副区长，1948年任华北剿总联合秘书处秘书。另一人是1945年日降后天津市首任市长张廷谔之侄张树德，张的爱人是中共前辈江韵清之女。解放前该张与中共地工有联系，解放后因在接收工作中手续欠清被关押。张有鸦片嗜好，经常卧床，精神不振，不多日后调走。该室一连送进5人，有戴笠生前的随身副官贾金南。1946年初戴在北平将贾特意留在南京为其布置住房，同年3月17日戴乘飞机南去失事后，贾一直在南京守灵，1947年贾调任平津铁路局警务处天津警务段段长至解放。有军统电讯特务舒季衡（又名舒宝铨）。该舒原在国民党海军及招商轮充当过电台报务员。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军统组织，先后在军统局湖北站、长沙电讯总台、军统局浙江站任过站台报务员。1941年间被军统派遣潜入日占区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电台，自任台长。舒妻徐爱莲担任译电、交通。1946年任国民党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专门委员。该局撤销后筹建“天津华声广播电台”，自任经理。有解放前天津《中华日报》社社长齐协民（中统分子）。有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王清溪（王曾留学法国学警察）。有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直属通讯员吕一民。当时政府将我们7人编为一个“改造小组”，指定我为小组长。这以后的活动是这样的：每日读读报纸，谈谈认识，此外通过互相启发，写写交待问题的材料。

这个新的看守所所有监室内无厕所，室内放一粗瓷尿桶，每日早、晚由警卫监视，各监室挨次上厕所一次。有一天早上各监室轮流上厕所时，对面女监室的一个女犯乘警卫不注意，偷偷从我们监室的小窗口上丢进一个纸卷，经别人拾起一看，是写给我的，于是递交给我。我仔细一看，开头称呼我为“李站长”，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她叫商××，是保密局天津站学运组组员，近来每晚深夜××年龄较大的看守人员，不断溜进室内对她调戏，并说如依从他，可得到从轻处理，她还是少女不能受此污辱，请设法对她营救。我看完后虽然对该女非常生疏，但不论怎样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和国民党监狱里的为非作歹有啥两样！我决定要将此事向李所长报告，当时有个别好心人劝我不要多事，以免招来祸害，我带着正经的面孔说：“咱们既然表示要靠拢政府接受改造，就应该把这件事对政府反映。”说实话当时我要向政府反映的用意是，想对共产党作一考验，看你共产党是否也同国民党一样，包庇有不法行为的部下。于是我及时向警卫报告，要求和李所长谈话。当李所长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后，我将商女写的东西交给了李，同时我对李说：“为了一个少女免于被人遭蹋，我大胆将这封信交给政府。”李所长当时大致看了一下，没对我表示任何态度，只说：“你回去吧。”从这天起，我们再没看见这位年龄较大的看守。过了几天，吴科长去看守所找我谈话：“你能将商××写的纸条交给政府，是愿意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你应该完全相信，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我们对自己的人犯了错误，决不姑息，必须严加教育使其彻底改正。你现在才30多岁，人生的道路对你来说还有几十年，要作一个真正的人并不那么容易，政府希望你们认真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改造自己，将来争取成为一个能够被人民饶恕的人。”吴科长对我这几句语重心长的教诲，在当时也可算作是触动我开始接受改造的起点吧！我回到小组后，将吴科长对我谈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有的说：“真替你捏了一把汗！”有的说：“从来都是官官相护，这在过去，看守人员对待一个犯人是想咋就咋，可共产党就不是这样，难怪人家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以这件小事，对我们改造小组的每个人来说，受了一次活生生的教育。

同年6月间的一天，李所长将我叫到办公室。我刚走进去，一眼就看见爱妻刘华淑坐在对面的桌子旁，她见我进去，马上站起来向我走近几步，嘴角在颤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我忙问她：“啥时从上海回来？”她答：“我是搭平沪通车的首班车回到北平的。”我问：“北平家里的两位老人都好吧？”她答：“都很好，只是老母亲成天在念叨你，院里的房东家经常去劝慰老人，同乡们也不断去照顾家里。有时街道派出所的同志也去开导老人们，还对老人们说，你学习一个时期就会回来的。”我说：“你回北平后可对老人们说，我在天津受到政府的格外照顾，等我办完交待手续就会回来的。”妻又说：“我去上海后，最初临时住在同乡开设的钱庄，后来在弄堂里租了一间房，经常还去钱庄吃饭，一次在钱庄看到一本《NEWS》杂志，在翻阅中发现了一段天津解放后的报导，其中看到你被人民政府定为战争罪犯，我立即休克倒地，经过抢救情绪才安定下来。后来有你过去的好友们，劝我随他们去台北暂时躲避，当时我考虑你既被定为战犯，恐怕短时间内得不到自由，说不定还会被判处长期徒刑，家中老人谁来照顾？我只答应他们想想再定。后来我又考虑，如果去了台北，谁也不敢保证共产党就打不到台北。没多久共产党打进了上海，我看到人家共产党的军队很守纪律，不论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尤其是当兵的很少在马路上游逛，也不随便进商店买东西。我看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可怕，于是决定等通车后回北平去。”

妻子走后我回到监室，思想上翻腾起近10年的往事。爱妻算得上一个苦命人，抗战初期我就弃学从戎离家远走，1940年初爱妻千里迢迢奔向豫北太行山寻夫，几经周折始得团聚。1942年初我在中条山晋南一带遭日军俘虏，后被关押在山西临汾日军俘虏收容所，在罚苦役修飞机场时，逃出日战区回到西安。1942年12月间因内部分脏不均，被军统关押在西安看守所达两年零10个月。这一次在天津解放战争中被俘，将来即使不被枪毙也得长期关押，解放前我既没弄下金条，也没购置下房产，只靠几个山西同乡商人搞点投机倒把生意。过去人们常说：“官久必富。”总认为只要能爬上高官，就自然会有富禄，其实未必尽然。所幸妻从上海回来，双亲总算有人照顾了，家中的生活也只能靠变卖家俱衣物和妻的几件首饰暂时维持。

这以后又出现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有一天李所长叫我去办公室，我刚走进去看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身穿黄军服、头戴大沿帽的年青干部。这位干部微带笑容问我：“你还认识我么？”我定睛一看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这个干部说：“你还记得你在北平稽查处时，处理过我的问题吗？”我猛然想起这是被特务逮捕的中共地工报务员陈××，于是忙答：“记得！记得！”当时我思想上突然感到有些恐惧，认为这肯定是来报复的，因我在审讯他时，他坚持说收发报机因出故障，被领导人取走修理，也不知道在何处修理，当时特务们胁迫陈的掩护人交出电台后，陈仍一口咬定电台已被取走修理。后来我在审讯陈时，将电台掩护人及电台一并带至审讯室，陈十分气愤，我斥责陈“太不老实”！孰料陈昂首将头摆过去，一语不发。我指着陈说：“今天要教训教训你，治治你的不老实。”遂对陈的掩护人说：“我要你打他几个嘴巴，教训教训他，要他向你学习彻底谈清问题。”这个掩护人走过去对陈说：“事已至此不应再隐瞒，为了我的家人安全，我已把事实经过全部谈了。”因为问题已基本搞清，我令特务们将陈等带下时，我走过去向陈的背后狠狠踢了一脚，并说：“你才20来岁，还有收发报技术，你的罪责并不严重，何必这样固执，我很生气你这不老实态度。”正当我低头回忆上述情况时，陈似乎看出我有思想顾虑，于是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我是因公来天津的，顺便来给你讲讲政府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这是说了算数的。共产党对你们是不讲报复的，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对革命、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罪行，当然这和国民党的反动制度也是分不开的，只要能够认真学习，背叛过去，彻底交清问题，政府是会给你们出路的。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改造人类改造社会，并不是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掉。听看守的同志介绍，你还愿向政府靠拢，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丢掉一切幻想，争取将来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解放后我曾去过你在北平的家里，你的两位老人都很好，你应安心学习认真改造思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非铁石心肠，焉能无动于衷？我饱含着惭愧忏悔的热泪，站起来对陈深深鞠了一躬，并带着激情说：“谢谢你对我的宽恕！”因当时情绪过于激动再也谈不下去，李所长送我回到监室。(www.daowen.com)

我的情绪稍稍平静后，将我会见陈的详细经过向大家作了介绍，大家听后，有的说：“这在历史上也是稀有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居然是有仇不报，反而慰勉自己过去的仇人要作好人，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还有人说：“共产党能以德服人，当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共产党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气派，通过这次会见，在我心灵深处撒下了良种，对我以后消除顾虑，进一步靠拢政府，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我想起了一句谚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天晚上我又反复思量，我决不能辜负陈同志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又回忆起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所谓的“政治犯”，原先是开设“反省院”，后来是成立“青训大队”，都是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革命人士叛变投敌，而共产党却是诱导人们接受真理，以德服人，自然会使人心服口服。

我们这个改造小组，还是受到一定特殊优待的，每天能到院子里放风一次，每周改善两次伙食，家属也可定期去送衣物。进入冬季的一天中午，我们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李所长领着一位带照像机的干部，要给我们每个人照单身像，因事前李所长没对大家说明照像的用意，于是每个人在拍照时都带有狐疑懊丧的神态。在轮到给我拍摄时，我立即回忆起过去军统对关押的犯人秘密处死前，必须要照像，处死后也得拍照，防止在执行时，犯人家属买通刽子手，来个冒名顶替、抽梁换柱。那天照完像后，个个疑感不解，总认为凶多吉少，我将组里大家的思想情况向李所长作了汇报，李所长特地到我们小组说：“为啥政府只给你们几个人照像，不给其他小组照像，这是政府的需要，你们这些人总好疑神疑鬼，说明你们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完全相信。”后来才知道这是天津市公安局搞一次“公安展览”，将我们的照片同时展出。

接连不断的爆竹声，迎来了1950年的除夕之夜，饭后每人几乎都在垂头想心思，有的低声哼着京剧自慰，有的蒙头躺卧，有的站在窗前向天空凝视。突然政府工作人员郑干事提着一个白布包匆匆进来，并叫一人跟他去，不一会抬来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两条床板凳子，郑干事对大家说：“来，来，来，谁会打麻将？咱们来赢糖吃！”说着摆好桌子打开白布包，里面有一个麻将匣子，另有一条香烟和一大包糖果。因为只有两条凳子不够用，平时善于在生活上出点子的戴笠的副官贾金南说：“有办法，把大家的被子褥子摞起来还是沙发哩！”说时迟那时快，不一会清脆的麻将声使室内的气氛一下变得活跃起来，个个脸上的愁容刹时变成了笑容。因为只能有四人上场，为了利益均沾，定下了一个制度，谁在庄上输了谁就下场，由场下的人顶替，这样一来只要轮到庄家，总是煞费苦心小心翼翼，总怕下台。每人嘴里吃着糖，手里拿着烟，不觉得已过深夜，但每个人还是精神充沛，毫无倦意。最后还是郑干事提出，天快亮了大家该休息了，临走时只把牌拿走，香烟糖果留给了大家享用。入睡时我兴奋得连眼都闭不上，政府在除夕之夜对我们这样照顾，真是称得上用心良苦。这位郑干事看上去还不到30岁，也不像个工农出身的干部，竟然能在除夕之夜抛开和家人欢聚的良宵，陪着我们这些罪犯在一起打牌，这种精神的确令人难以理解！

次日春节早餐，炊事员给我们送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饺。开始时大家还是分着吃，不一会又端去一大盆，并告诉大家随便吃，特别交待千万不要吃坏肚子。这顿香喷喷的饺子吃完后，个个都挺着肚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以帮助消化。

春节过后，政府给组里发了一本《社会发展简史》小册子，要大家认真学习，进行讨论。这个小册子开始是讲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以后是从原始社会到各类社会的发展史。开始时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认为是研究人类学的问题，我虽然没公开自己的态度，但在内心里曾想：我是基督教家庭，幼年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圣经》上说人是上帝造的，上帝用一堆泥，捏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就成了一个名叫亚当的人，后来又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人类就是这样繁殖起来的；上了中学后才从书本上知道，人的祖先是类人猿，周口店还发掘出有类人猿的头盖骨。讨论中有人提出：究竟类人猿与人的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类人猿能直立起来行走就可称作为人。有人说：类人猿的尾巴退化了就算是人。在一次各组学习汇报会上，别的小组也提出这个问题，李所长当即指出，在学习中讨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大家应从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中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才能逐渐认识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关于类人猿与人的分水岭，有人认为是火的发明，由生食变为熟食就可称之为人，总的说人是由劳动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