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深夜，吴同志找我去谈话。我进去坐定后，吴给我倒了一杯水，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阎笑君？”我象是找到极有力的证据说：“阎笑君是我1938年军统湖南临澧特训班的同队同学，抗日战争中期，阎在豫北一带担任军统情报组组长就是被八路军抓去后活埋的，这是我在军统组织内部的通报上看到的。”吴听我说完后冷笑了一声说：“军统特务组织从来就会捏造事实骗人，甚至连你们自己的人也欺骗，你就是被欺骗的一个，现在我给你揭穿军统骗人的鬼话。抗日期间，阎笑君被军统派遣潜入我豫北解放区刺探情报，经群众检举被我们抓住，我们只对他进行了很短时间的教育，阎很快就全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后来还提供了军统内部的重要材料，现已成了我们的军统专家，如你不信将来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说完后，吴直截了当地对我指出：“你首先应将解放前在天津布置的潜伏组织写出详细材料，为了争取时间，必须在近日抓紧写出来。”我接着说：“这算是什么重要问题，这几个潜伏组织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这些潜伏人员的素质太差，每个人都已公开暴露了特务身份，更没受过一定的潜伏训练，特别是在当地并没有深厚的社会关系，严格地说都不具备潜伏条件。”

这几个潜伏组并不是我亲自布置的，而是保密局天津站前任站长吴景中在任期间布置的。该吴于1948年12月18日自天津乘飞机去南京，被保密局长毛人凤以擅离职守罪扣押，毛即密电我兼任站长。我进入军统不过只有11年，就能爬上大城市军统站站长的位置，这对我来讲自然是十分高兴。就在这封密电中，毛令我对吴景中在天津布置的四个潜伏组予以加强布置。因当时天津备战紧张，稽查处的工作又繁忙，但我又不得不接受兼职，于是电毛保荐稽查处情报科副科长吕仕伦兼天津站副站长，代我实际负责天津站。为了争取时间，我密派吕仕伦按密电上四个潜伏组的地址，分别与四个潜伏组秘密接头，并约定各组和电台报务员分别与我秘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后经吕仕伦联系到的有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潜伏组长和三个报务员，当时第四潜伏组的潜伏地点在郊区警戒线外，无法取得联系。后来经我按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分别与以上六人见面后，了解到该等是在1948年8月后由吴景中本人亲自陆续选派的，当时吴并没有发给潜伏经费，更没有配发特工电台。我将上述情况电告毛人凤，不日接毛复电：“一、准吕仕伦兼副站长襄助工作；二、从天津站公款黄金中，给三个组长各发五两黄金作为潜伏费；三、令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给三个报务员各发一部特工电台，并配发足够半年用的AB电池，给每一报务员各发经费两万元银圆券；四、令郭维双选派一名干练的报务员为第四潜伏台报务员并代理第四潜伏组组长；五、电汇去25万元银圆券作为站部经费。”

我将上述情况即刻写成材料交给吴，但是四个潜伏组长及报务员的详细地址在我记忆中比较模糊，原因是我只在毛人凤给我的密电上看过一次后，就将电报交给吕仕伦按址前往联系，并由吕自行保管，所以写潜伏地址不太具体，为此，吴仍怀疑我有顾虑。有一天李所长给我送来一封信，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李汉元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大致是：他正在办理交代手续，据他的观察，共产党说话还是算数的，待人也是诚恳的，万万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问题是隐瞒不了的，咱们不讲别人也会讲，盼慎思。我看过信后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姓吴的劝说李汉元写的。但我自认为，如果我有意隐瞒潜伏组的地址，就不会详细交代加强潜伏布置的过程，难道李汉元也认为我有思想顾虑？这个滑头的李汉元，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表现自己相信共产党的政策，难道你李汉元就那么相信共产党？既然相信，为啥在天津解放前夕急急忙忙地先把老婆送往香港？我为了证明自己毫无顾虑，随时追忆被遗忘的地址，只要回忆到一点线索，我就立即写条子请警卫转给吴。

又在一个夜里，看守人员叫我去，并说：“吴科长找你淡话。”当我走进吴科长的办公室后，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六寸大的照片递给我，我接过一看，一眼就认出站在照片上吴身后的就是阎笑君，他穿着灰布军装，吴科长的爱人也在照片上（我曾在吴的办公室见过吴的爱人）。吴科长凑过来，指着照片上挨着阎站着的另一个女人说：“这就是阎的爱人。”我当即问：“阎笑君现在在哪里？”吴说：“阎就在河北省的一个公安部门工作，将来让阎给你写封信。”这时阎笑君被共产党活埋的通报，在铁的事实面前成了弥天大谎。在我返回监室前，大胆地向吴科长提出一个要求：因为我住的监室终日不见阳光，可否调换一间能见到阳光的房子。次日，果真将我移至二楼靠边一间比较小点但能见到阳光的监室，这个监室的窗户正对着看守所的大门，李所长的办公室正在大门的一侧。每当阳光从带着铁栏杆的玻璃窗射进时，我不仅感到了温暖，而且在心灵上也萌发出一线求生的希望。在一次炊事员送早饭时，端来一盘香喷喷的饺子，对我说：“今天是大年初一，大家都包饺子吃。”我听了这话楞住了，呆若木鸡似的站着未动，因为被俘以后，我早已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这时，脑子里立刻意识到，今天是中国传统的阖家欢聚的春节，刹时就回忆起了童年时代：大年初一早上，给双亲拜过年后，妈妈总要递给我一碗她亲手包的饺子。然而此时此景，这一甜蜜的回忆自然引发出无限的慨叹，眼眶里充满了滚滚的泪水。炊事员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带着劝慰的口吻对我说：“快吃吧，免得凉了，一会儿我给你送碗饺子汤来。”我急忙接过饺子连声说：“谢谢！谢谢！”当我拿起筷子夹饺子时，激动得手在颤抖，又想到现在北平的双亲是否也有饺子吃？我这个不肖之子，今后是否还能见到慈爱的父母？想到这儿，索性丢下筷子尽情地痛哭了一阵，直到理智逐渐正常，才勉强吃了几个凉饺子。这时感到胸口有些憋气，于是放下筷子，点着一支香烟靠在床头发呆。这时炊事员送来饺子汤，见我没吃几个，问我为啥没吃完，我说：今天有点头痛不想吃。炊事员走后，我不由得思索着近来的几件事：一是让我看了阎笑君的照片，阎竟然还在公安部门工作；二是给我调换了一间能见到阳光的房子；三是春节还送来饺子……这一系列蹊跷情况的出现，难道共产党真是说话算话？对我来说不正是优待俘虏吗？如果将来真要对我处死，何必还要这样来对我？不过思想上仍是疑信参半。

每当阳光从窗户上射进时，我总要立在窗前晒晒太阳，有多次看见李所长在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粗瓷大碗，碗里盛着小米干饭，饭上浇着白菜汤，蹲在办公室门前，边吃边和人聊天。时间一长，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不安情绪，认为人家出生入死打了天下，生活还是那样俭省，我这个囚犯不应该有特殊待遇。有一次李所长给我送报纸时，我请求政府改变我的伙食，并表示在内心上感到非常不安，准许我同别的犯人一样吃小米饭（因每次开饭我从窗户上看见其它监室送的都是小米饭）。李所长笑着说：“你的这个想法很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过一段时间，再考虑你的请求。”

一次我正在室内的小厕所接水，听到厕所墙上有敲墙声，我抬头仔细一看，见一个小纸卷从墙缝中穿过来，打开后才知道孙逸贤住在隔壁，是孙给我的纸条，内容是：一、解放前夕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杀害的中共地工韩耀先，在枪杀前孙本人并不知道，是他的部下擅自杀害的（孙在被陈长捷任命为稽查处长时，孙仍兼统一检查组长及天津城防司令部执法队长）。最近政府审讯人员，多次对他审问过韩耀先被杀害的问题，他一直否认是他下令杀害的，嘱我应和他口径一致；二、在他同室关押的一个是天津《中华日报》社社长齐协民（中统分子），一个是中统天津农运负责人王连珂，并向我问好。很显然孙的这个纸条是要我证明他事前并不知道杀害韩。

韩耀先到底是何许人，我一直未搞清楚。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天津被围不久，韩耀先从解放区潜入天津市内。一天，他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自称是解放区派来劝降的，要和陈长捷面谈。接着，司令部参谋处派人将韩接去。参谋处长李广荫将韩的情况报告给陈长捷后，陈指示将韩移交该部统一检查组组长孙逸贤（这时孙已兼任城防司令部执法队队长）暂时软禁，进一步了解韩的情况。后据孙报告，韩并没谈出新的情况，经请示陈长捷后，将韩送入稽查处看守所。(www.daowen.com)

1949年1月14日晚，我和孙同去警备司令部地下室的途中，孙对我谈过此事，当时孙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伙王八蛋私下就把韩耀先拉到耀华桥下枪杀了。我当即对孙指出，虽然事前你没具体指示要杀，可能你同部下讨论韩案时，流露过到必要时应该杀掉，否则下面的人不会擅自行动，这件事你必须向陈司令报告，免得承担责任。记得我俩进入地下室后，孙走近陈的身边，俯在陈的耳旁嘀咕了几句，陈大声说：“你这个执法队长竟敢先斩后奏，太荒唐！”

有一天，警卫打开我监室门上的小窗户，递进一只茶杯，对我说：“这是隔壁送给你的牛奶。”我接过茶杯将牛奶倒在我的茶杯里，突然发现杯底有一个柿饼，同时看见柿饼裂开一个小孔。我掰开柿饼，其中有一个香烟锡纸小包，打开小包一看，内有一个纸条，是齐协民写的唐太宗的一首《百字铭》，我只记得这样的几句：“大着肚皮休闷，从天自有安排，得宽怀来且宽怀，世事有成也有败，不争不斗是贤才，亏我些儿何害！快活我已过了，艰难亦已经来，……试观古往与今来，多少英雄安在？”这首听命消极、自我陶醉的《百字铭》，对我当时的处境来说，有一定的宽慰作用，但对我这个性情倔强的人来说，却是格格不入的。

1949年3月间，报上报导了南京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到北平和中共进行谈判的消息。当时我十分盼望“和谈”成功，同时认为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蒋介石能在1949年发出“元旦文告”，以后又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想必是蒋怕失去面子，而让李代总统出面谈判。李宗仁是国民党内走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且长期与蒋介石并不是真诚合作，李为了争取民心，很可能在谈判中作些让步，这样南京政府还可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李还是半个中国的代总统。不久，报上公布了以张治中先生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开始与中共代表团正式谈判。这个消息似乎给我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从而引发出我一系列的幻想，认为“和谈”一旦成功，必然有交换俘虏的规定，等我将来回到南京后，首先要和毛人凤理论一番，既然密电我对前任站长吴景中布置的四个潜伏组予以加强布置，就应执行军统布置潜伏的严格规定，凡负责在地方上布置过潜伏组织的人员，必须及时撤离当地，以利于潜伏组织的安全存在。为遵循这一原则，我曾在1948年12月下旬和1949年1月上旬，四次密电毛人凤派飞机到天津接应撤退；同时，1948年12月上旬保密局北平支台曾自平运津10多吨特工电讯器材，准备经海轮南运，后因海运中断，我亦电毛速派机一起接运。而当时毛人凤每次复电总是不足10个字的电文：“不日即派机赴津。”直至天津张贵庄机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始终未见飞机到津，以后毛竟在最后一封复电中说：“因空运紧张，无机可派。”毛这种无视组织原则的轻率作风，竟然使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可恨可叹！你毛人凤既然能对我不仁，我李某也可对你不义！不久报载和谈定于4月20日签字，南京和谈代表团派黄绍雄自平飞南京请命，从此我每夜梦中都在企盼“和谈”成功。孰料4月20日以后，解放军渡江大捷的消息传来，像是一盆凉水浇身，希望竟成了泡影，我所幻想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平分天下的美梦，也被打得粉碎。当时真有“痛不欲生”之感，但理智告诉了我一条信念：只能从死里求生。

5月初的天津，气候逐渐变热，而我还穿着被俘时的军装，穿着热，脱去又凉，心想：共产党会给我吃好的，总不会给我换季吧？从来没听说过看守所还管犯人穿衣。于是我给在天津搞投机生意的一位山西同乡写信，讨要一身单衣和几条香烟，没想到这位好心肠的同乡给我送去一套蓝卡叽布中山装和几条香烟，使我内心十分感激，同时也觉得政府没有封锁我和社会上的联系。天暖了，厕所里的自来水成了我战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经常洗洗内衣裤、擦擦身子倒还惬意。没多久，床板上的“坦克”（臭虫）每到深夜开始“出击”，最初是零散的小股，我还能招架，来一个消灭一个，后来增加到成群结队向我围攻。原先是每当午夜才开始出击，后来只要电灯一亮就出动了，继之我的双手也就难以招架了。正在束手无策时，想起抗战初期蒋介石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所谓用水淹日军的“妙计”。于是我每天接一脸盆水放在床头，来一个捉一个丢入水盆，不多一会水面上浮了一层臭虫。因漂浮过多，有的还向外爬，这时必须倒入厕所，继续接水“战斗”。这以后，通宵达旦的“战斗”使我只能白天睡觉夜里“战斗”，到后来白天偶尔也有“股匪”出没侵扰。我为了采取防御战略，给我的那位同乡商人写信，讨要一个臭虫包（用细白布缝成一条长口袋，睡时钻进去），后来发现有带尾巴的大臭虫，竟能隔着布袋叮咬。由于臭虫白天晚上的不断干扰，思想上十分苦恼，认为倒不如死了痛快，有时竟暗暗骂道：李汉元这个王八蛋，竟把警察局的看守所搞成这个样子！与此同时，我也在反问自己：难道稽查处的看守所也是这个样子？老实说，我当稽查处长时，从来没问过看守所长有关监室的卫生情况。

有一次吴科长找我谈话，最后我将“夜战”的情况相告，吴说：“这就是你们原先关押犯人的地方，那时候你们就不会考虑监室的卫生。据我们了解，你们稽查处看守所解放前被关押的人，竟病死在监室里才让家人领尸，现在你们也尝一下过去你们自己监室的滋味！”我说：“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吴转过话头说：“现在我们睡的床板上也有，这都是你们留下的，我们正准备大搞一次卫生，包括所有的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