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天津的卡车上，思想上极度恐惧，可能是以办理交待为名，召开公审大会。反正命已操到人家手里，该杀该剐听便吧！沿途仍有战后的硝烟气味，不觉之间车已驶入市区，只见马路上行人稀少，大多数商店还掩着铺门。汽车驶过金钢桥不久，转眼间停在原天津市警察局大门口，真是一两天就物换星移，大门上挂着“天津市人民公安局”的大木牌，门口有解放军的士兵守卫，偶尔还看到有徒手的旧警察。

下车后将我们四人带至后院的一间房子，先让我们把随身的东西，如手表、水笔、打火机、现金以及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留下，甚至连裤带也得解下，还要各自写下所留的东西。这时我被一位身材高大约40来岁的人领到后院的一幢二层楼上的一个监房，我刚走进去就砰的一声将门锁上。这在我心灵上是10年来第三次的创伤，刹时就回忆起前两次的监狱生活：一次是日军的俘虏收容所，一次是军统特务的秘密看守所。我将室内扫视一下：正面是木板拼起的大通铺，门右侧有一单人木板床，左边有一小厕所，其中还有自来水管。门的对面墙上有一个带铁栏杆的玻璃窗，光线还不算太暗，但严冬的室内自然是既寒冷又孤寂。不一会有人送来两床白棉被，我顺便铺在门右侧的单人床上。过了一会又从门的窗口上递进两个玉米面窝头，咬在嘴里稍有些苦馊味，不过尚能充饥。数九天的傍晚，天很快就黑下来了，由于断电，室内黑得可怕，我脱下军大衣和衣盖着棉被躺下。

由于几天来的疲劳，不觉得一觉睡到次日天亮，睡醒后惯例的第一件事是吸烟，因无火柴，我用力敲门讨要。突然有人打开门上的小窗口，我抬头望去，是一个穿黑警服的警察，这个警察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处长，您受委屈啦！”我问：“你怎么认识我？”他答：“过去您来找过我们局长，所以认识您。我们局长就在楼下前院，现在被人监视着。”我说：“你有火柴吗？我要吸烟。”他答：“我不敢随便给您，我去向李所长报告。”片刻间那位送我进入监室的身材高大的人来了，原来他就是李所长。他给我送来一匣火柴，并交代说：“用完将火柴交给警卫，什么时候需要就向警卫要，因为监室内不准放火柴。”从此我的日常生活是：一日两餐、吸烟、在大通铺上转圈散步，有时立在窗前无目标地向外眺望，要不就是靠在被子上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边回忆着过去，预测着未来，但对今天和明天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却一无所知，总认为死神迟早会降临的，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乱棍打死！

一天夜里，急促的开锁声将我惊醒，房门打开后进来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手里提着20发的匣子枪，我偷偷瞟了一眼，只见机头已打开。这个年轻人恨声恨气地说：“快起来！跟我走！”我立即感到来势不妙，肯定是凶多吉少。虽然内心里感到十分恐慌，但还是装出一副镇静的神态。我不慌不忙地穿好军服，将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军大衣也穿好，把军帽戴得端端正正，心想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穿衣。在下楼梯时，这位持枪的年轻人抢先走下楼梯，站在楼下等我慢慢下楼。当我走到楼下时，年轻人说：“朝我这里走。”拐过一道院墙，要我向有灯的房子走去。我进去后看见一位中矮身材的人，看上去有30多岁，穿着粗灰棉布军装，正在用报纸卷烟，抬头望了我一眼说：“坐吧。”我即顺便坐在挨门的一条木凳上，接着那人又问：“你就是李俊才吧？”我答：“是。”那人又说：“我们一进城就听说你被俘啦，于是让你回来办办交待。”当时我立即感觉到，这同那个年轻人对我的态度完全两样。当他点燃烟后又说：“因为我们刚进城，各方面的条件很差，对你来说生活上肯定是很不适应的，将来慢慢会好的，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说出来，在可能的条件下政府会给解决的。”我思考片刻即答：“我是阶下囚，连命都难保，还有什么可需要的！”接着那人又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我简单介绍了父母在北平居住，妻子已去上海。在交谈中我听出他有山西口音，于是我大胆问他贵姓，他很自然地说姓吴，接着又说：“你在天津的情况，我们大致有所了解，关于你办交待的问题我们随后再谈，现在随便聊聊。”停了一会吴突然问我：“你看华北的局势将来会怎样？蒋介石会不会垮台？”我毫无思索地说：“看来蒋总统不一定会完全失败，现在虽然丢了东北，华北也搞成这个样子，这完全应由带兵的人来承担责任，因为有些将领阳奉阴违，在政治上有个人野心，在战场上只求保全自己的实力，不能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还有些人只图生官发财中饱私囊。不过蒋总统的嫡系部队，大部分在江南，最后总可守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吴这时插话说：“看来你对蒋介石还很崇拜嘞！”我说：“谈不上什么崇拜，他能当上总统就很不简单，不过他不改变专横独裁的作风，恐怕最终也要失败的。”最后吴说：“你先把军统在天津的情况写一份书面交待材料。”谈话毕，送我回到楼上监室。(www.daowen.com)

看守所里每天只开两顿饭，在姓吴的和我谈话的次日上午9时许，有一个留用的炊事员打开监室门，端着一个放有两个细瓷碟子的木盘，内盛白菜炒肉和蒜苗炒肉，另有一碟子白面馒头，我以为是送错了，没敢去接，呆呆地站在一旁。李所长站在送饭人的后面朝着我说：“这是政府对你生活上的照顾，你们这些人过惯了原先的生活，对一般犯人的生活肯定是过不惯的。”等他们走后，我看到这样的饭菜早已是垂涎三尺，于是狼吞虎咽吃了个净光，这是我被俘后胃口最好的一餐。但吃完后，思想上又在开始胡乱猜测：难道是把我养肥了再杀？这没有必要；要不然是先给点甜头，等我写完交代材料，就不给好饭吃了？

几天以后，我被俘时随身带的一条香烟吸完了，在炊事员送饭时，我请他转告李所长，在我的存款中代买一条上等香烟。没多久李所长给我送来一条烟，并说：“啥时吸完啥时要，以后一次给你送一匣火柴，晚上吸烟后一定要把烟头弄灭。”接着又送来几张又黑又粗的材料纸，一枝蘸水笔和一瓶墨水，这无疑是要我写交代材料。我经过考虑，还是先写稽查处的组织人事情况。但拿起笔来，稍不小心就在纸上戳个窟窿，要不就是将墨水滴在纸上，弄得更加心烦。当时我想共产党也太穷了，不仅用不起毛笔，连办公用纸也是最劣质的。我向警卫说明用不惯蘸水钢笔，这才给我送去一支最劣质的毛笔。

材料写好交出去不久的一天深夜，又找我去谈话，那位姓吴的干部说：“材料已看过，但没有把应该写的重要问题写出来，思想上是否还有些顾虑，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老老实实地把问题交代出来，政府可以考虑对你从宽处理，要不然象你这样的人，人民是不会宽恕的！”这段话倒引起了我的反感，因我觉得自己并没什么值得顾虑的问题，于是我赌气地说：“我这人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解放前我不论在北平，或在天津，所作所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现在我是阶下囚，要怎么处置就听便吧，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很明白象我这个稽查处长兼保密局天津站长落到你们手里也只有死路一条。不要说一个站长，就是一般的军统特务，到了你们手里也没有活路。我既能挂白旗、交武器、当俘虏，早已把死置之度外，听说共产党优待俘虏，原来也是骗人的鬼话！”吴看到我的抵触情绪很大，于是转过话头说：“今天我还有事，咱们改天再谈，你先回去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