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和

1933年3月我在国民党第十一师政训处任少校处员。该师是国民党第五次进攻苏区的先锋部队，不久被红军击败调至江西崇仁进行整训。此时国民党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贺衷寒随同蒋介石到前方视察，他召集各师的政工人员开会，并在会上提询了一些问题。当时贺对我在会上的回答比较满意，加之那次他对政工人员的讲话由我担任记录，也很合他的口味。于是，同年6月贺调我到军委会政训处工作。开始任少校股员，后任中校股长。1938年3月政训处改组为总政治部，我被调到山西担任第七师政治部上校主任。1940年7月我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九期受训后，在贺的安排下，先调我到新编二十五师政治部担任上校主任；1942年5月又调到军委会政治部担任少将部附；1944年1月我又在当时担任社会部劳动局长贺衷寒的授意下，离开军委会政治部进入劳动局，先后任简任八级视导、主任秘书和简任六级处长。直到1948年秋，由当时国防部发表的武汉警备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陈明仁与贺商量，以暂借名义允许我离开劳动局去武汉相助。

我作为贺衷寒的老部下历10多年，与他接触颇多，耳闻目见的事情不少，现提供一些材料供参考。由于事隔多年，追忆不详之处，尚希有关人士予以订正补充。

贺衷寒，别名君山，湖南岳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毕业生，曾加入C·Y（共青团），后成为反共的黄埔“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不久，蒋介石为了实行“一军一党，以军制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贺是被指定的该会骨干，曾由蒋介石选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贺衷寒担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长，后来他专搞政治工作，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宣传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很快成了国民党政训系统的总头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兴起，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仿效法西斯组建核心，11月间在南京找了部分黄埔学生训话，于是，几经贺衷寒带头策划并亲自起草章程，在1932年初正式成立复兴社。贺是该会的常务干事，任过一届常务干事会书记。短短数年，贺衷寒就成了黄埔系中的一位政治领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的风云人物。

贺衷寒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后调江西南昌行营政训处任处长。在这一时期，贺根据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指示，将政训处的各级主要负责人调往江西星子特训班，集中精力培训政工人员（政训班的不少学员后来成了贺的亲信），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且通过各部队的政训处，计划在江西苏区周围组设“民众训练委员会”，对地方保甲进行训练，配合部队严密封锁苏区。这期间，我在贺的授意下，以政训处的名义出版了一套“政训丛书”，包括蒋介石的演讲集，贺衷寒的“一得集”、“政训法规”等，作为政工人员的工作指南。贺很得意，他还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赞扬。

贺衷寒能说善辩，他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也亲自动手撰写文章，自认为有一套理论。他的唯一宗旨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党一个领袖”。1933年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贺衷寒为迎合蒋介石的需要，就出面作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贺论述“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大讲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对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对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对个人主义。其用意就是要“服从领袖”。

贺很重视处里训练股的工作，我担任中校民训股长时，他让我参加江西省教育厅特种教育管理委员会工作，在南昌办了12所“中山民众学校”，以普及教育为名，对老百姓进行各种宣传。其中汇编的一套识字课本，就充满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面的内容。同时，贺还指示在各部队驻地设立“民众义务医疗所”，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以期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

贺衷寒除在复兴社总社担任重要职务外，还兼管复兴社政训分社的工作。他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积极发展组织，1934年3月介绍我加入复兴社，并在南昌磨子巷填表宣誓，多次参加小组生活、集体演习、检阅、总社书记训话等活动。1936年8月我被贺吸收为复兴社内层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当上了复兴社政训分社监察书记袁守谦的助理书记。与此同时，贺衷寒了解到我是1926年时期的国民党员，却未领到党证，这有碍于今后提拔重用，就亲自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还有曾扩晴）为我作证，向中央党部申请发给特字号党证，并于1937年7月派我参加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二期受训，就这样我逐渐成了贺衷寒的亲信。

1935年初，随着红军北上抗日形势的发展，政训处移驻武昌，改称武昌行营政训处。年底，为了配合追击红军的军事活动，又移驻重庆，改称为重庆行营政训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政训处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等一起并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贺任该部政工处长。及至1938年成立政治部后，贺任该部第一厅厅长，并兼政治部秘书长。他在国民党部队政工系统中，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当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孤立反共投降分子的活动中，不断受到贺的箝制、阻挠和破坏。

1940年7月我从洛阳第一战区调到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九期受训。后来在贺衷寒的安排下，调我到新编二十五师政治部任上校主任，兼该师特别党部书记长。这个部队是川军，我按贺的旨意，针对川军与蒋军的矛盾，加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的宣传教育，考察官兵思想，防止异党活动。不久，张治中继陈诚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长，贺衷寒被排斥离职。

1942年蒋介石效仿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人力动员组织——国家总动员会议，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强调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争取抗战胜利。于是蒋任命贺耀祖为“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秘书长，让贺衷寒担任会内人力组组长。

贺为什么肯于屈就这样一个没有实权的组长的头衔呢？他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只不过是以“人力组”为进身之阶。这一点，贺与黄埔同学及其亲信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来，他认为今天政府部门里没有穿军服的人任职是不公道的，于是他积极策划，想将“人力组”演变扩大为“人力局”。经多方酝酿，最后终于定案为“劳动局”，并于1942年10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由贺衷寒担任局长。对于这个劳动局的隶属问题，当时还经过了一番周折。贺的本意是想让这个局直属于行政院，但是又怕树大招风，引人注目，不得不找一个名义上的领导机关，最后由蒋介石决定置于社会部之下。

劳动局在组织系统属于社会部管辖，这种地位与贺衷寒的政治野心是很不合拍的。为此贺将这个局的组织搞得相当庞大，局本部设3处、8室、11科，还有两个委员会，大小职员共计150多人，属局管辖的单位有散布各重要工业城市的劳动调查登记站，有遍及全国各省、市、县的国民义务劳动督导团和一个重庆市工人服务总队，干部人数将近5000人，颇象一个大衙门的样子。

贺衷寒为了扩大他的政治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大量训练培养自己的干部，在劳动局刚成立时贺就曾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可是按规定，局不能自行设班，只好利用社会部通常训练干部的“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名义来召集，班主任由社会部长谷正纲挂一个虚名，实际上由副主任贺衷寒负责。从1943年7月到1944年9月在重庆大坪、马家寺办了三期，总共培训了近300人。1943年冬，贺让我为劳动局办了厂矿人员训练班（当时我还在军委会政治部任职），他很满意。不久，我就根据他的意见调入劳动局工作，正式担任第三期训育组长。对学员的训练课目为劳动调查、劳动法规、劳动政策、社会行政、《厂矿管理》、《三民主义》、《总裁言行》等。贺将学员中表现较为显著的聘为“委托通讯员”，每月给以津贴，让他们为劳动局搜集有关厂矿的生产和工人活动的材料；对于在工作中有成绩的，劳动局可予以工作上的保障，厂方不能随意解雇，有的还可以由局负责介绍转业或参加到局里和调查站工作。局里第二处第二科的王××、李××就是这样由重庆炼钢厂调来工作的。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贺衷寒对劳动局的前景是有长远考虑的。我刚刚调入，他就让我着手拟定“人力动员计划”和“加强劳动行政计划”。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行政院于1946年3月组织“复员军官安置计划委员会”，当时各有关部、会讨论对转业军官的安置问题都认为很棘手；贺衷寒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在会上提出他的“劳动建国”主张。他公开说：“你们不要，我要；凡是各部、会安插不了的人，由我包干。”随后，贺让我草拟了一个“复员军官转业国民义务劳动”的安置计划和训练办法。原计划召集3万人，其中尉级军官2.5万人为普通干部，校级以上军官5000人为高级干部。贺打算把这批人培训后派到全国各省、市、县担任国民义务劳动督导工作，把全国的老百姓组织起来，让这些穿军服的人掌握，从而变成他的政治资本。根据贺提出的“劳动建设五年计划”，由国民政府负责提供各级干部生活待遇和事业费用5年。经行政院批准后，立即派人分途到各地收容编余失业军官的军官总队，大肆宣传他的人力计划，鼓励他们看清军人从政的远景，说以他这个黄埔老大哥的身份，领着大家转入国民义务劳动部门，是一条可靠的出路，是大有可为的。这对于当时走投无路的军官起了作用，一时报名极踊跃，大大超过了计划人数。后因行政经费困难，决定停止召集普通干部，先行召训高级干部。

1947年5月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义务劳动高级人员训练班”（简称劳高班）。贺衷寒担任班主任，我任训导组长。受训的学员都是经过考试由各地军官总队保送来的，实际上只有4000人，其中将级学员20多人，上校级学员500多人，中、少校级学员3000多人，还有400多上尉级学员。按计划不吸收尉级军官的，因为这批人是胡宗南送来的，贺与胡的关系密切，所以全部收了进来。(www.daowen.com)

贺衷寒利用对学员精神讲话的机会，经常鼓吹他的“后期革命的号角”。贺把国民党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抗战胜利以前称为前期革命，以军事为主；抗战胜利以后称为后期革命，以建设为主，并以此作为他的“劳动建国”根据。他要学员们发扬黄埔精神，致力于建国事业，公开提出：“黄埔四百人建军，劳高四千人建国”的口号。他还在学员中成立“中央训练团劳高班同学联谊会”，以这个名义把学员组织起来，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有关总会、分会的理事和监事人选名单，都由贺亲自审批决定，我也被提为总会理事之一。贺鼓励学员自发搞小集团，这些组织形式，不问其公开或秘密，只要不反对“劳动建国”，不反对劳动局，不反对贺衷寒，他都默许存在并给予支持，让其作为“劳高班联谊会”的卫星组织。例如，由湖南周石泉发起组织的“中国劳动协会”，五个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和部分大队长搞了换帖结盟；四川周世霖等搞了个“十人团”，都是属于这类性质的组织。贺还在学员中挑选他认为政治上可靠积极的100多人，作为秘密通讯员，准备毕业之后派赴各省、县及重要城市充当劳动局的耳目，搜集所在地区有关学员内部情况和社会动态的情况，允许他们用化名通讯，不准暴露身份，毕业时发给他们通讯办法、电报密码表等。

贺衷寒的“劳动建国”是由复兴社所奉行的“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理论”的教条精神发展而来的。他从中国历史中找到这样一条似是实非的规律，认为历代的一乱一治，决之于不劳而食的士大夫的多或少，多则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必乱。反之，必治。治国之道在于“读书的人要做工，做工的人要读书”。他认为吸引大批复员军官转入国民义务劳动，从事乡村建设，就是“读书的人要做工”的具体途径。另外，他又抄袭沿用美国那一套工商管理理论，从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加强劳动组织纪律，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即是“做工的人要读书”的科学论据。为了扩大影响，贺逢人便讲他的理论。有一次他对我说：“我这套理论先后向蒋委员长汇报过三次，有一次长达一小时。”言外之意，连蒋介石都如此高兴听，你们更应该重视了。记得有人对此向他提出过问题：“读书的人有了钱，谁还愿意去做工？做工的人没有钱，如何去读书？”他却避而不答，可见贺讲的那一套是经不起反驳的。

贺衷寒将大批黄埔军人经过训练后，分到全国各省、市、县、乡镇去，起到了维护、巩固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作用。贺的“劳动建国”是通过行政院颁布的两个基本大法来具体体现的。一个是针对工人的《全国技术员工管制条例》，要求工人普遍举办登记，经劳动局审查合格的才发登记证，持此证的人才有劳动的权利，这样就使所有工人和技术人员处于劳动局的管制之下；另一个是针对农民的《国民义务劳动法》，规定年龄在18岁至50岁的劳动人民（主要指农民）一律组织起来，以县为总队，区为大队，乡为中队，保为区队，甲为班，在国民党政府认为紧急需要时，农民必须自带伙食工具，每年从事15天到20天的义务劳动，使军队强迫征工服役有了根据。另外，贺还有他的政治野心，他曾对我说过：“现在国民党军队打不过共产党，关健在于抓不住群众，我们劳高班训练成功之后，到那时让人们看看，群众究竟属于谁。只要你们努把力，争口气，不久的将来，群众肯定会属于我们的，勘乱形势为之一变，我们这个劳动局也要变，势必扩大不可。”

贺衷寒领导的劳动局，从成立那天起就置于C·C头目、社会部长谷正纲之下。素以黄埔政治领袖自居的贺衷寒是决不会甘心居于他人檐下的，因此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劳动局成了国民党的行政院里有名的“是非窝”，也是立法院里C·C系与黄埔系政争的焦点。

贺衷寒在黄埔系中拥有一定的号召力量，加上他那套“劳动建国”理论又颇有影响，以致使劳动局逐渐与社会部处于不相上下的地位。1947年上半年行政院改组时，蒋介石一度打算将劳动局改为劳动部，以贺衷寒为部长。这消息传出后，一时劳动局的上下及黄埔转业军人莫不为之喜笑颜开，贺曾笑着对我说：“劳动局扩大为部了，你的第一处要改为社团登记司，你就是司长啦。”劳动局要改为劳动部的事为C·C系所闻，不禁惊慌失措，于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出面向蒋介石力争，加上又有一些国民党元老为他们撑腰，使蒋介石终于改变了主意，贺衷寒的美梦顿时成了泡影。不过他从蒋那里得到一顶社会部政务次长的乌纱帽，算是一点安慰。但是C·C系谷正纲由此虚惊之后，即视劳动局为眼中钉。

1947年5月劳高班在武汉成立后，对C·C系是莫大的威胁。于是，他们用尽了种种办法来破坏。当贺衷寒没有当上劳动部长时，班里发现有“衷心已寒”的标语；贺在纪念周会上讲“劳动建国五年计划”时，受C·C系唆使的学员当场提出种种质疑。这一切没有使贺退却，他继续不断向学员示意：“你们将来到各县去督导国民义务劳动，即是为了推行地方自治。现在宪法公布了，你们可以参加竞选，有国民义务劳动总队这样自上到下遍及全国乡镇的群众组织，通过民选，你们都能当上县长、当上区长、当上自卫团长。这样，全国的地方民权和自卫武力，都将掌握在我们同学手里，前途大有可为。”C·C系也加紧了攻势，他们在劳高班学员中制造分裂混乱，说：“劳高班的产生没有国家法律根据，是贺衷寒的私生子。”还说：“你们这样自封督导员，不但无权督导别人，还要受到社会处（社会部的直属地方机关）的督导，是出不了头的。”这种矛盾斗争到学员毕业时进一步激化，在有关学员分发工作的几个具体问题上，包括职务名称、生活待遇等方面，均由社会部转报行政院决定下来，而谷正纲正好抓住这一要害，将劳动局置于死地，来了个社会部明令劳动局停止分发。在这种情况下，贺衷寒悄悄溜走了，他把劳高班的善后工作交给我。我为了继续贯彻劳动局的原计划，只好不顾行政手续，以劳动局的名义发布命令，强行把全体学员分派下去，造成既成事实。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总算得到行政院的追认，勉强有了法律根据，但是不给经费，以致使4000学员不但无法开展工作，而且生活也没有保障。这样一来，他们纷纷跑到南京来请愿。谷正纲又抓住这一机会大作文章，说：“这都是劳动局造的孽。”还装出同情的口气向来京请愿的学员说：“你们这样是搞不下去的，但事到如此，唯有我替你们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劳动局造出来的乱子，你们成了私人的牺牲品，他们不管你们啦，也管不了，只有我来负责收拾这个残局。”这样一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劳动局。在南京的学员每天跑到劳动局来闹，几乎要打起来，我们这些负责人只好躲开不管，他们弄得劳动局下不了台。在这个问题上，谷正纲占了上风，尽管如此，他还不肯罢休，要趁机非把劳动局彻底搞垮不可。谷一再向立法院提案修改社会部组织法，计划把劳动局并入社会部，改称劳工司。贺衷寒也不示弱，他利用黄埔系的立法委员出面阻挠，并提出取消社会部另组劳动部的对案，双方僵持不下。谷、贺二人当面也吵得利害，互不相让。有一次谷愤怒地对贺说：“有了劳动局长，我这个社会部长难道就是乌龟？”贺说：“你不是乌龟部长，我也不见得就是兔子局长。”一时在政界传为“龟兔竞走”笑话。

贺衷寒总想不断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以此为资本进一步向蒋介石要更多的东西。但是由于派系斗争，劳动局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迄无宁日。当时，物资局长何浩若给贺衷寒送了一副对联：“劳而无功，动辄得咎。”横幅为“局面太小。”贺衷寒也反唇相讥回敬了何浩若一副对联：“言之有物，行则无资。”横幅为“何以了局。”由此可见，贺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南京政权崩溃前夕，谷正纲终于逼贺辞去劳动局长职务，专任社会部政务次长。1949年5月劳动局随迁到广州后，在精简机关的名义下被宣告撤销。至于贺衷寒本人，最后连那个次长虚位也让谷正纲除掉，剩下光杆一个跑到台湾去了。

贺衷寒担任劳动局长，事情大小都由他一人独揽，副局长如同虚设。首任副局长为立法委员史维焕，他是社会部长谷正纲推荐的，是谷的贵州同乡，贺当然对他不放心，史也知趣不常到局里来办公，即使来了也只能看到几件例行公事及各处、室的工作日记簿。贺对劳动局的人事抓得很紧，所有任免调动均操之于他一人之手，社会部不过为其办理呈转手续而已。局里科长以上的干部，无一不是贺的亲信，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早年跟他在军委会政训处从事政工的老部下，有黄埔军校毕业的，也有由他亲自培训出来的政训班学员，而且绝大部分是复兴社分子，都只能听命于他一个人。因此，在个人利害问题上，副局长管不了处长，处长管不了科长，科长管不了科员和办事员。我在局本部任过主任秘书和处长，跟随他多年，就没有向他推荐过一个职员。各级主管人不能擅自任用私人，在劳动局已是众人皆知的不成文的规定，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完全效仿蒋介石的。

贺衷寒对局内外工作人员的思想控制是很严格的，他除了利用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进行训话宣传外，还让国民党区党部组织发挥作用，以总务室主任许克璜为书记，借口防谍保密，在各科、室有保密人员，抓思想情报工作，即使后任副局长孙伯骞是贺的亲信，也是处处小心谨慎，怕有人向贺打他的小报告。

贺衷寒在政治上很注意与各方面保持密切关系，在重庆、南京，他常在黄埔高级军政人员中搞“联谊聚餐”活动；一般由劳动局总务室主任许克璜亲自经手，以贺的私人名义发出请柬。据我所知，参加的人时多时少，但经常有戴笠、唐纵、郑介民、康泽、刘咏尧、袁守谦、肖赞育、邓文仪、周兆棠等人。

贺还善于以“湖南同乡”感情来建立相互间的关系。在黄埔系中与他特别密切的袁守谦、刘咏尧、邓文仪等都是湖南人。他早年在军委会政训处和后来的劳动局，所使用的科、处级骨干，大多数也是湖南人。

贺衷寒很少跟自己的部下谈私事，从来不到这些人的家里去作客。他常常向人吹嘘说他的记忆力跟列宁一样，列宁只要将一篇短文看一遍读一遍，就能背诵，他也能如此。他对以权谋私的事也是很感兴趣的，在武汉办劳高班时，他让自己的心腹吴兴干担任总务组长，并示意吴克发学员的经费（如旅费等），为他在南京盖了一幢大洋楼。

贺衷寒在国民党军政界算得上是一位头面人物，特别是他在黄埔系中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始终没有进入到较高的上层里去，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贺早在1927年担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总队长时，就想转入带兵，图有实权，但是蒋介石已看到这个人不好驾驭，不让他插足到部队中去，只许贺搞政治工作，作蒋的吹鼓手。后来，尽管蒋让贺在复兴社里担任重要角色，但时间并不长。贺也深知蒋的这一套权术，他要用你，又对你不放心，要用其他方面的力量来互相牵制，决不让你发展到难以驾驭的地步。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贺衷寒认为蒋介石被扣必死，军政部长何应钦无疑是蒋的继承人，于是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主张进军讨伐，轰炸西安，企图“一箭双雕”。但是事与愿违，详情局外人无法了解，他却被蒋介石冷落了，1940年后闲居了两年。贺衷寒知道蒋介石在疑忌他，但是贺也深信不移认为蒋还要用他。当年他离开军委会总政治部时，曾对我说过：“只要委员长反共，我这个棋子就会有用的。”贺虽然对蒋不满，但是他离不开蒋，他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因此，贺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与蒋完全一致，在派系斗争方面也是始终维护蒋介石的利益。贺早在重庆就独自订阅一份《新华日报》，在南京我知道他看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书，他研究共产党的策略；在武汉办劳高班时，他让托派分子叶青对学员讲授对共产主义批判。1948年秋陈明仁找贺衷寒借调我到武汉警备司令部任少将政工处长，临行前贺对我交待：“武汉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到了那边要随时注意白崇禧他们的行动，并且要及时与袁守谦取得联系。”贺憎恨人民革命，他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1949年5月他在广州对劳动局的遣散人员讲：“不能都去台湾，大部要留在大陆革命，要准备将来吃草。”这期间，贺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原复兴社头目的身份与袁守谦、邓文仪、刘咏尧、肖赞育等人组织“中国革命复兴委员会”，发行刊物《军人魂》，还派重要骨干分赴各地联络成立分会，其中刘咏尧就以回湖南探亲为名，在长沙策划成立湖南分会，企图破坏湖南的和平运动。我当时作为陈明仁的代表，参加过两次筹备会。

贺衷寒为彻底垮台的蒋家王朝招魂的梦想破灭了。最后，他不得不跟蒋介石一起逃离大陆。贺衷寒到台湾后，曾担任过台湾当局的交通部长，他用的一些人仍然是早年军委会政训处和劳动局的亲信。他的家人不和，有的移居去美国；总之，各方面都不怎么如意。他病故后，蒋介石连一个最低的仪式也没有给他举行，贺为蒋介石卖命一生，这样的结局大概他在世时绝不会料到。

（吴德风整理　河西区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