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为谋生路，纷纷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自同治初年，天津城西杨柳青就有人挑着装满京广杂货的货郎担儿，长途跋涉，到人烟稀少、商品匮乏的新缰经营小本买卖，或以物易物，换回皮毛、牲畜。同治七年（1868），新疆南部维族起事，往来于归化、新疆之间搞运输的汉族驼户逃回归化不动，并影响到原先在新疆搞贸易的山西商人也不敢前去冒险。这样，天津杨柳青的货郎担儿便一跃成为新疆各地的“京庄”。他们带去的针头线脑、毛巾鞋袜、木梳发卡等小商品，在那里十分畅销。

光绪二年（1876），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率领清军开赴新疆。跟随左宗棠、刘锦棠军队前往的，除有被称作“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商贩外，还有来自杨柳青的河北梆子艺人。他们一路上军行则行，军驻则就地演唱坐腔戏（不着戏衣、不抹彩），由清军发给一定的报酬。清军进疆后每收复一地，这些艺人们便随其后演戏庆贺。

久经变乱的新疆，文化娱乐活动早已荡然无存，河北梆子艺人的到来，不仅慰劳了屡屡得胜的清军，也娱乐了各旗群众。特别是那些远离故乡的天津、北京、直隶籍商人，见到老乡如亲人，听见乡音无比亲切。他们聚资为艺人们置办戏箱、安排食宿、组织演出。有这些热心人在经济上做后盾，艺人们可以集中精力习艺，因此河北梆子在新疆日盛一日。官绅酬神、宴宾，无不聘请梆子艺人演出助兴；民间百姓也经常集资，邀请梆子艺人唱戏娱乐。每有庙会演出，附近的商人（多为直隶、山西、陕西和四川人）和权贵，带着载物的大车和伙计、厨师，赶到戏台周围搭起帐房，地上铺着走场用的驼毛毡和狼皮褥子，戏班唱多少天，他们住多少天。戏班不走，人群不散。看戏的人心满意足，演戏的人收入丰厚。消息传回艺人们的家乡，对家乡那些穷苦艺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于是，杨柳青和天津附近的河北梆子艺人们成帮结伙地奔往新疆。只几年的工夫，来自天津周边的河北梆子艺人在新疆为数甚众，除迪化外，奇台（古城子）、伊犁等地也都有专业梆子剧团常驻。

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将新疆改建为行省后，又有成批的清军进疆，还有许多内地居民西迁殖边。使当地的居民成份发生很大变化。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赶大营”的先驱者们经过艰苦创业而发迹，刺激了越来越多的杨柳青和天津周边的穷苦人到新疆谋生。到光绪中叶，在那里从事商业、园艺业、金融业和戏曲业的杨柳青人举目皆是。仅迪化市大小商号就有100多家，占全城商户的一半以上。迪化的历任商会会长多系以天津人标榜的杨柳青人。在新疆南北大小城镇的商人中，无论是数量、实力，还是经营的范围与规模，杨柳青人均占绝对优势，成为新疆商业的一大帮派，通称天津帮。天津帮在奇台建有直隶会馆。这些实力雄厚的商人远离家乡，他们需要文化生活，尤其需要家乡文化，因此不惜花费重金从天津邀约盛行于各地的秦腔大戏（即河北梆子）班到新疆演出。艺人们从内地到边疆虽然历尽辛苦，但待遇优厚，所以自愿前去。由于“天津帮”的支持，使河北梆子得以在新疆传播开来，红火热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活动时间较长的班社有：

吉利班：民国2年（1913）天津帮商人从天津吉利科班邀去30多位梆子艺人，其中有演员兼教师王希增、演员张维忠、何金霞、李树芬、吴金城、马浩洛、郭莲芬、顾玉亭等人，与原在新疆做艺的部分艺人联合在一起，名称吉利班。因该班有许多青少年演员，当地群众多称作小班戏。小班戏阵容整齐，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文武兼备，又有天津帮商人为之置办的新戏箱，所以演出颇受欢迎。戏台上除一般的唱功剧目外，还有根据《三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改编的武戏，演出火爆、热闹，观众赞不绝口。民国7年（1918），王奎升、杜宝林等一批艺人从天津抵达迪化，加入了吉利班，使该班的实力更加雄厚。这些艺人又带来一批新编剧目，如反映辛亥革命的《丐侠记》等等。在这先后，又有一些京戏演员从内地陆续到达迪化，参加进吉利班，吉利班按照内地时尚实行“两下锅”，以演河北梆子为主，兼演京剧。

1933年吉利班在迪化定湘王庙旧址，建起光明戏院。1934年秋季，包尔汗率领吉利班携带大批物资，到新疆东部，对动荡不安的哈萨克族进行宣抚。吉利班在许多地方连续为哈萨克族群众演出，为缓和新疆的民族矛盾、促成安定局面作出特殊贡献；也为加深汉族、哈萨克及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作用，同时扩大了河北梆子在新疆的影响。戏班回到迪化后，又在中州会馆附近创办了新疆舞台。

吉利班在新疆还培养出几位优秀的少数民族河北梆子演员。维吾尔族的达吾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拜师何金霞，学习武生和花脸，演出很受欢迎。(www.daowen.com)

天利班：1919年吉利班由于内部出现矛盾，班中的穆连君、李树春等人在迪化、伊犁、塔城的部分天津帮商人支持下，创办了名为天利的河北梆子戏班，活动在新疆南北各地。1921年5月由天津同乐班分化出去的32名河北梆子艺人，经满洲里搭西伯利亚铁路抵达新疆塔城，在那里加入天利班。这些艺人大都有较高演技，如人称直隶黑的花脸演员李黑儿，据说曾进清宫为逊帝溥仪演过戏。他嗓音宏亮，在迪化定湘王庙内唱《秦香莲》里包公的唱段，声音能传到庙外很远的地方。这些艺人补充进天利班后，有天津帮商人捧场，一时间在新疆南北享有很高声誉。1924年由于种种原因，天利班出现分化，一部分人重新归入吉利班，一部分人流落在南疆。后来天津帮的一些商人又从天津和沈阳聘请到一些年青的河北梆子女艺人，加入进天利班，天利班遂以女艺人为号召，使该班东山再起，较前更加红火，成为与吉利班相竞争的唯一对手。1938年天利班的翠灵芝、曹小兰、曹小芬、魏桂红、魏佩红、刘艳霞等女艺人举行联合募捐义演，以其实际能力声援内地抗战。

1941年天利班从伊犁回到迪化，并创建西北剧院。

新小班：1918年又一批青年梆子演员从直隶省到达迪化，其中有陈月楼、小月楼、赵复生、赵德生、陈绍宣等人，因为演员年轻且在吉利班之后，故当地人称之为新小班。新小班服装、道具华丽、整洁，青年演员在舞台上精神充沛、蓬勃向上，武功精到；同时，新小班班规严格，艺人们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较之在新疆的其他剧种的艺人更有朝气，因此声望颇高。后来，京剧传入新疆，风靡一时的新小班也应时演京剧。虽然依旧以演河北梆子为主，但戏班却被人以京戏班称呼之。

华侨班：民国初年在天津与元元红（魏联升）同台配戏的河北梆子武功演员郝永雷（1891——1980），1928年与同行20余人，在某外籍人士的组织、带领下离开天津，先经蒙古到东、西欧国家巡回演出，后在侨民中培养出一些戏曲演员，组成华侨戏班。三十年代中期，华侨班由苏联回到新疆，在伊犁落户。在伊宁、绥定一带巡回演唱河北梆子和京剧，颇受京、津籍各行各业人士的欢迎。1939年秋华侨班辗转到了迪化，开办了新兴舞台，仍演出京剧和河北梆子。

1933年，迪化发生推翻金树仁的政变，盛世才趁机掌握了新疆的统治权。自他上台后，天津帮商人受到严重打击。几年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新疆通往内地的交通受阻，地方商业凋零，天津帮商人元气大伤。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河北梆子的支持。又由于通往新疆的各条路上土匪为患，天津的河北梆子艺人常于往返途中遭到兵匪的抢劫、杀害。因而到新疆谋生的河北梆子艺人锐减。留在新疆的艺人队伍逐年老化，又得不到补充，因此河北梆子在新疆日渐萧条，后来连添置戏箱、更新道具的能力都没有了。进入四十年代后，在迪化、伊犁、塔城等地虽然时有河北梆子演出。但观众已不像先前那般踊跃。抗日战争后期，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到解放前夕，在新疆的河北梆子艺人已所剩无几，再无力维持演出。在新疆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河北梆子，从此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