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桂年

邓庆澜（1880—1960），字澄波，天津人，原住西门内大街（神机库西坐北门），三十年代迁到原英租界黄家花园福顺里。童年入塾读书，本准备科试，由于变法停科，没得功名。庚子后兴办学堂，严范老主其事，乡绅多赞助，林兆翰（墨青）具体操持。创设学堂，就得由地方上的生员（秀才）和在书院里课艺的学员来担任，邓庆澜于此时加入学堂教师的行列。1906年官立模范学堂成立（后改称省立模范小学，在西门内中营，现在中营小学前身），校长约请“举人公”刘宝慈（竹生）先生担任，邓庆澜以年轻有方入选任教员。新式学堂是分级分班上课，但因初办，课堂设备、学生人数等均受条件限制。有的一个教室要容纳不同年级的学生，当时称作“复式学校”（或“班”，一般两个年级合为一班，个别的合三个年级为一班）。还有“单级学校”，是初级小学把不同程度的学生合在一个班上课。“复式、单级”，一班有不同年级，这样在课程安排上、教学进行上，都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力量，邓庆澜教“复式班”以精神贯注、灵活紧凑见长，负有声誉，受到称赞。邓先生讲课清楚，头脑敏锐，提问解答准确明白。那时学生笔算、演算用石笔石板，作完把石板交到讲桌上，邓在课堂上翻看石板评判作业，行动极快，随翻随判随改，边讲边发问边解答，课堂活跃。后严范老由省选派天津一些小学校长、教师到日本弘文书院学习，邓便也一同前往。这批“留学生”，回天津后大都任校长。天津成立劝学所后（县教育局前身，原址在东南角草厂庵胡同），华泽沅任所长，邓到劝学所任事，以教学出众任视学职（解放前称督学），掌管教学检查、督导工作。邓庆澜那时比较年轻，在老一辈中属后生，所以当时被称为“小邓”。但任视学后，在天津县小学中颇有声望。我在小学上学时，就知道有“查学的”是“华八爷（所长）”、“邓大爷”（邓行大）了，说明邓那时已跻于老一辈行列中了。那时我看见这位“邓大爷”，身材不高，比较瘦弱，近视，身著长袍坎肩，在校长室休息，抽着“小烟袋儿”（用短小的烟杆吸旱烟）。从容貌和谈话的情况看，是很温和稳重的，颇象儒雅的老夫子，其实他并没有我们校长年岁大。

邓庆澜在县劝学所时，为培养师资办了“单级师范传习所”，这是因为中级师范是省属，招生面向全省，天津为了充实师资后备人材，同时适应校舍、设备的条件，所以偏重培养“单级”学校的师资，这是“因时制宜”之举，由此天津小学界的教师，有不少是“单级”出身的。“单级传习所”后改称“师范传习所”，并不同于正式的师范学校，不是整日上课，是半业余性质的业务传习，学员负担轻，所以历届毕业学员为数不少，都是邓的学生，这样邓在天津小学界便成了受到敬重、拥戴的师尊。

邓庆澜在天津小学界是有声望的，先是教课能手，又是多年的县视学，我在小学上学（1920年以前）时，就听说过。有一回是县视学“邓大爷”来学校“查学”，学校为迎接“查学”，环境要布置一番，教师要准备一下，连我这一个初小的学生都事先知道大约哪一天来，我们要讲哪一课（我到今还记得重讲一次《猫》的课文）；那天这位“查学的”未到我们班上来，但是那上下齐动员迎接来“查学”，我从童年就有了深刻的印象。

邓庆澜在天津的知名度远不如“五四”运动中的马千里、时子周（都是原南开中学教员、主任）和天津县教育会会长李荣培（字少轩，省师教员，在河东特别二区办学），自然更不及老一辈了，但他在天津小学界颇有地位。马、时都是国民党老党员，除这二人外，天津人有国民党籍的教育界知名人士已寥寥无几了。当时县的劝学所（教育局）长华泽沅是老一辈的校长（城隍庙），已入老境，所以后来天津市长崔廷献延聘“市政委员”时，除天津人刘孟扬、马千里、时子周外，邓庆澜和李荣培也一同入选，老一辈的华泽沅、阎鸣业（润章，省中原任校长，曾任县议会议长）便都不在其列了。李荣培和邓庆澜与国民党老一辈人士孙洪伊有渊源，据说他二人是孙介绍给崔廷献的。焦实斋辞去教育局长职后，继任人选自当以与天津小学界有影响的人物为宜，这样邓庆澜便膺选了。

从邓庆澜的出身、资历、声望，出任特别市的教育局长，不免是一步青云，也自然有人怀“才难”之感；但从天津人办天津教育来讲，还是差可“告慰”的。邓庆澜任命发表，得到天津小学界的欢迎。

邓庆澜原是县里的视学，接任教育局长后，自己没有共过事的成“套”的班子，这样就得现凑，而且还得象个样儿，说得出叫得响。原县里的同事，资历出身最高不过师范，所以就从省一中约聘李庆元（体乾）出任第一科科长，掌学校教育。李庆元高师毕业，和李荣培是挚友，曾任省师教员、附小主任、天津县议员，后到省中任教员兼教务副主任，马千里接省中校长后，李任校长秘书，他出任科长是“得其选”的。第二科社会教育，第三科总务，留任前任的孙树棠（荫南）和王某，都是国民党员。邓又约请原天津县长姚锡章任内的“僚友”宋介受（福忱，浙江绍兴人）任秘书，掌全局行政文书。另外在一科任孙士琛（泽民，历任小学校长）、王登第为科员，这二人是熟悉小学界情况的。另外约办学的名手为督学，有郑朝熙和在北京的孙××（在北京任督学有声望，辞谢不就），后改派刘法曾（敬舆）。二科里只安置了刘燕东，不过只是办事员。邓就任对原任职员更动不多，表示了一种姿态，同时安置的人员，也无可“非议”。

邓庆澜就任后，首先是接管县属市区官私小学，原任校长、教师一律留任。县局同意，教职员拥护，到任的第一着顺利完成。这也可以说市长崔廷献对天津小学教育，在人事安排上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打开了局面。

天津在清末兴办学堂，在城厢废庙兴学，陆续建起了官立小学18所，还有十来所女校（初始女学属社会教育，是由林兆翰墨青总董），直到二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财政拮据，只是勉强维持，根本谈不到发展。欠薪长年累月，教师是“枵腹从公”。小学教育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所官、私小学外，都是败落景象。当时有所谓“代用学校”，实际就是私塾更了个名称，有两间所谓“教室”的初级小学，阖家“服务”的，所在多有。1927年褚玉璞统治直隶，为邀买人心，对天津的官私小学教师进行奖慰，每人发给大洋两元。1928年天津设市，舆情呼吁发展教育，保障教育经费。崔廷献任市长，便指定用天津市的“卷烟特税”来作市里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有了着落，这对促成接收城区的县属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

说到“卷烟特税”，这是褚玉璞搜刮的一项措施，卷烟要加贴印花，设局专管。天津的卷烟，绝大部分是英美烟公司出品，因为这是地方“特税”，洋商拒绝，外国租界不准“推行”，于是这“印花税”便形成了“下边（租界）不贴上边（城厢）贴”的现象，税局用“稽查”检查漏贴罚款。这项税收褚玉璞美其名拨一部充作教育经费，褚玉璞下台了，这项特税仍继续征收。那时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实现“取消苛捐杂税”的新政，全国统一税收，实行“统税”，而天津的“特税”改拨为教育经费，既不属“苛捐杂税”，又解了教育经费无着问题。(www.daowen.com)

国民党的统治，是派系分权，勾心斗角，地方知道“特税”不可指望，何乐做得明智一些，同时为将来对“中央”统税的讨价还价，留有余地。所以在天津的统税局成立后，对卷烟统一收税便引出天津小学界力争固定教育专款的“请愿”。

教育经费，指定专款，地方有此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中央自然表示支持，先是数字问题，根据“特税”的收入计算，这要议“价”。天津市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便推举代表到市政府请愿，到统税局声诉。开始统税局很爽快地答应按月拨交，经过“商讨”，双方同意了每月确定教育专款6万元的数，但在拨款的保证上，统税局表示“保证按月照拨”，但空口无凭，签议定书又如何有可靠的担保，对介入“第三者”的问题，统税局无“变通”的余地。“小教联”坚持要求由英美烟公司从应缴税款中直接拨付，三方言明，签定合同。统税局对这样的硬性议定是不愿意的；但在“中央”和“地方”各从自身考虑的局势下，市政府只持“从长计议”，来取得圆满解决，实际是愿意小学界争得“一劳永逸”的保证，天津可有一大善政，这就给了“小教联”无言的支持。当时社会各界对小学界的困难，也都是同情的。特别是得到“英美烟公司”的支持，这给取得“全胜”起了重大的作用。

英美烟公司为支持天津的教育事业，乐于每月从应缴税款中直接拨交“天津教育专款”，并对统税局进行说项斡旋。疏通结果，统税局算是同意了。统税局、教育局、“小教联”和英美烟公司三方达成协议并签“约”，天津教育专款每月6万元，由英美烟公司直接拨交，教育局组织“教育专款保管委员会”，由邓庆澜和财政局长周根声任主席，独立保管。邓庆澜接任天津市教育局长，接收了县属小学，尤其确定了教育专款，这是天津小学界极为欣庆的事，也是崔廷献作市长后得到天津人好感的一件“善政”。

有了教育专款，又有一个月6万元的巨款，天津的教育便大有可为了。为了充实小学师资，邓庆澜改变了过去作法，筹设市立师范，培养师资，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在原特二区华安街三马路口的一块空地上，建设新校（只在靠大昌兴胡同口有一所小楼，原奥人医生的诊所，奥人已回国——现在海河东路市二十六中址），同时，制定“小学教职员工薪级别”，按资历年功评定工资。这样天津市里的官办小学员工，每月准期发薪，同时比过去工资提高了将及半倍（过去一般二三十元，现在可超过40元），小学教职工的生活一时比较稳定，顿成了被人称羡的职业。邓庆澜在上任之初，除接收原县属城区的官立男女小学外，同时接管了原特二区的“区立小学”（现河北区二中心小学前身），统一排号，按市、区的一、二、三、四、五和特别区的次序，从东南角草厂庵的“广北”小学到特二区的圣慈庵小学共计29所。为了培养学校的音乐、体育师资，又按传统办法，组织了“音乐体育传习所”，约聘天津音、体的名家张幼岑先生任所长，招收在职教师和有志音体事业的青年学员共80人，在晚间借特二区河东中学（现河北区民主道华安街中学址）上课，当时约聘的名家有：体育的董守义，音乐的宰树人等，都到校任教。办了一期，市立师范开学后便停办，这在当时对充实提高小学教学内容，教学水平有极大的作用，也培养了音体的人材。

新建小学校址是难以寻到的，对原有学校，根据条件，扩建教室，到1932年勉强在特三区与特一区（原都无官立学校）、西沽、河东地道外等处办学计35所。在社会教育方面，接收了原来的四处（东、西、北、地藏庵）宣讲所，改办通俗讲演所和通俗图书馆，又租房办了两所通俗图书馆（堤头和南马路），并另筹设市立图书馆、美术馆、民众教育馆（体育场的筹建较晚），还租用“阅书报所”若干处。还有平民、妇女、工人补习学校，借小学课室，在下午和晚上上课，设办事处掌管。为了给地方培养高级人材，还招考三名留学生到英、德、美学习织染、颜料、教育，这是在其他省市称羡的。三十年代初期天津呈现出自创设学堂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天津沦陷后，市区学校一时难以开学，租界里的学校便大发展。英租界里的旅津浙江公学（小学，今二十中学前身）便增设中学。这学校是旅津浙江同乡会集资创办的（天津户部街旧乡祠旁有浙江会馆），由原天津县知事姒锡章（兼三）任校长。这学校有经费，在租界的小学中是比较有声誉的。这时邓庆澜已辞去教育局长职务，在家赋闲。于是该校便约邓庆澜到校任主任职。姒在天津县知事任上，与天津人关系较好，与邓早有过从。这时姒约邓出任校里的实职，是旧的友谊，也是借用邓的声望。邓闲居无事，这里“有枝可栖”，也可免去一些闲言碎语。邓名义是主任，实则负责全面，约聘了不少壮年的教员，尽是原南开各中学知名的教师，一时“浙江”便以阵容强、底子厚而异军突起。邓以此度过了沦陷的八年，同时也在实地办学上有了根基。当时租界中除耀华而外，浙江可与工商、圣功一争上下的。

日本投降后，天津人有几位新贵“弹冠”上任，邓是老“故旧”，自然要有所借重，于是在胜利之初始，就在省财政厅内有了职位。其实连厅长本身，也没坐稳就他去了。天津市政府“接收”后，“市师”复校，筹办“市师”的时子周，这时已是天津国民党市党部的主委，当时教育局长已委了南开大学的教务长黄子坚（钰生）。邓已不能再作“冯妇”，年岁已老，也不必再“独当一‘面’”，于是驾轻就熟，筹办“市师”复校。邓在“浙江”有了班底，便从“浙江”约去了刘桐年（原南开中学教员）等几位，并约原省中校长、市师代校长李邦轮任教务主任，刘任训育主任。“市师”从复校到天津解放虽为时三年，却办得很有成绩。解放后，邓调任市图书馆馆长，年届古稀便任市政协委员，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后渐衰病，1960年以天津教育名宿终其一生。

以史为鉴

可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