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镜潭

张伯苓校长的胞弟张彭春用英文写过一篇回忆录，题为《南开是怎样创建的》（1956），其中他深有体会地说：“一所学校的建立，绝不是任何个人的功绩。它是许多同心同德的合作者集体的结晶。”他的话意味着，张校长一生办学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乃是由于他曾经有过一代又一代献身南开的教职员工。还有，南开老校友王文田所著《张伯苓与南开》（1968）一书，更明确地指出：“1908年秋新校舍落成……遂改为南开中学。校务由张伯苓校长主持。华午晴、孟琴襄和伉乃如等诸位先生分担学校行政与教学各部门。”如所周知，上述三位先生不仅最早地供职南开，而且把自己的终生献给了学校。这样就可以说，伉乃如先生就是张校长的同心同德的合作者之一。

伉乃如先生是南开元老之一，1891年3月2日生于天津一个穷苦人家。祖父是洗衣工。他生下后父亲已经去世，由寡母抚养长大成人。家境清寒激励他养成了发奋图强的精神。他青年时代在河北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化学，由于他专心致志，刻苦读书，考试成绩一直在同学中名列前茅，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

求学时代结束后，伉乃如先生因学习优异，1908年被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聘为化学教员。当时伉先生正是年富力强，怀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因此在教学中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由于知识丰富，英语又好，讲起课来非常娴熟自如，再加上有口才，化学课讲得生动活泼，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学生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往往下课铃已响，仍不愿教师下课。

在南开中学期间伉先生是周恩来的任课教师（1913——1917），彼时周恩来风华正茂，德智体兼优，并有远大理想。跟严范孙老先生一样，伉先生认为周恩来是天才，将来必能大展鸿图，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长期的接触，伉先生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和兄弟感情，在以后的通信中，他们也以兄弟相称。在周恩来遇到困难时，伉先生有时甚至在经济上也给予资助。周恩来对伉先生是非常信任与敬重的。

在南开中学，伉先生除教学工作外，后来还兼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如演话剧等。当时南开话剧闻名遐迩，象《仇大娘》（1915）、《一元钱》、《新村正》、《巡按》（1921）等话剧，伉先生都曾亲自参加演出，大显身手。

1919年全国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立即回国，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由于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周恩来及其他一些爱国学生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伉先生在白色恐怖下，不畏强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去监狱探视爱国学生，并与其他同情或支持革命运动的人士极力设法营救他们。这给周恩来等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以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们增强了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伉先生在南开中学20余年，既教书，又兼行政工作，工作十分出色。1932年伉先生被调到南开大学，担任注册课主任；同时仍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参与学校事务。为了通晓教育行政工作，他曾与秘书长黄钰生一起去日本考察教育。在此期间（1932——1937），伉先生充分显示了他的行政才能。注册课除他以外，仅有两个职员，王植庚和张志铨，诚可谓“精兵简政”的模范。而当时南大注册课所管范围之宽，相当于其他大学教务处和训导处。具体说来，教务方面的工作包括：招考新生、学生注册、排功课表、登记成绩、出售教材等等，最主要的任务是主管期末考试。南大的期末考试是非常郑重其事的，在考试时将学生们集中到一间大教室，监考人主要是注册课人员，所以工作相当繁重。

此外，试举一个例子，从而表明伉先生既管教务又管训导，所谓一身而二任焉。那就是1932年夏天，有一个姓关的学生，同时考取了北大、清华和南大，只是因为有一人揭发他有所谓“左倾思想”，北大和清华都把他拒之校门之外，这个学生怀着一线希望来到了南开大学。作为注册课主任，伉先生当然早已了解到有人对他的指控，但是却亲自把他叫来谈话，开门见山地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今后如果你严守校规，安心读书，你就可以留在南开大学。”这位学生被录取了。此事在当时学生中广泛流传，人们都敬佩伉先生对青年的关怀和当机立断的作风。综上所述，使我记起熟知南开校史的老校友杨坚白讲的一段话：“伉乃如先生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张伯苓校长创业成功，伉乃如等组成的‘智囊团’起了巨大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侵华，平、津等地相继沦陷。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迁到长沙，三校联合起来，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可是不到半年，长沙也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临时大学不得不长途跋涉，历尽艰险，转移到昆明，遂改为驰名中外的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则迁至1936年即已建立的重庆南渝中学，两校合并，改为重庆南开中学。从此，重庆南开中学成为南开的“大本营”。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也都设在此地。伉先生未去昆明，留守天津，后于1938年到了重庆，仍为校长办公室秘书，兼管一些事务、会计工作。往昔好演话剧的伉先生，还是“南友剧社”的导演，曾指导渝校师生演名剧《日出》、《娜拉》等，颇得好评。(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是八路军驻重庆的主要领导人。他常以校友身份来到南开中学，而后再到张校长家。他每次到了伉家，总是受到热诚的接待。前面已提到，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代，就与伉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而今异地重逢更加亲密无间。众所周知，张校长每每能以南开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杰出的校友而感到自豪，彼此晤谈较多。然而日久天长，他们之间的谈话并不总是很投机的，此时此刻，伉先生便从中调和，他机智地说：“咱们少谈国家大事，多说南开的菊花和金鱼吧！”

当时在南开中学还住着不少知名人士，如马寅初、范旭东、翁文灏、柳亚子、傅作义的家属。真可谓“群贤毕至，名流咸集”。正是南开中学，或者说是伉先生，为周恩来提供了从事统战工作的场所，周恩来借此尽量联系他所接近的群众。他与柳亚子先生过从较多，诗人深情地有诗相赠：“和战纷纭无定计，乾坤旋转赖通儒。”他还与南开大学教授张克忠（张子丹）、著名牙科大夫韩文信、经理潘仰山等人交往。又如，南开中学校医王慈吾（张校长的内侄）是日本留学生，因不满那种群魔乱舞的社会，就通过伉先生引荐，由周恩来作了妥善安排，被送到延安去了。

到了抗战后期，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反动势力日益猖狂。有人只是为了读进步书刊或看《新华日报》，就遭受迫害，甚至丧生。所以大有人人自危之势。而伉先生胸怀坦然，无所畏惧，不止一次陪同周恩来到重庆城里看话剧，回学校以后，有人问他：“你同周恩来一起去看话剧，你不怕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怕什么？我又不是共产党！”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时期，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同时联想到，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0—1924），严范孙老先生在经济方面给予慷慨资助，已被南开人反复称颂。同样，伉乃如先生在周恩来处于逆境时给予精神方面的支持，也是使人钦佩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南开师生分别从昆明和重庆回到阔别八年的天津，立即投入艰巨的复校工作。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伉先生继续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为南开大学的重建与拓展做出了贡献。1947年10月28日，伉先生因胃穿孔，不幸逝世于南开大学，享年57岁。

伉乃如先生的病逝，使张伯苓校长失去了一位共事多年的得力助手，是南开的一大损失。解放后，周恩来几次来天津视察工作，虽然很繁忙，但总要抽出时间来看望自己尊敬的教师和亲密的朋友伉乃如先生的家属，对伉先生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于凤至陪监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当时正在英国的于凤至从报纸上得知一切后，大为震惊，立即将子女委托给保姆王妈照管，自己只身返国营救张学良。但于风至回国后几经奔走无效，于是心灰意冷，遂决定去陪张学良一起坐牢。当她在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看到赵四小姐也在，悲喜交加，三人抱头痛哭。为使赵四小姐能更好地抚养生子张闾琳，于凤至提出让赵四小姐出去，自己留下来陪张学良。但赵四小姐坚决不肯，让于凤至回英国继续照顾孩子，并将张闾琳也带去，她留下来照顾张学良。最后于凤至以张闾琳太小，需要母亲照顾为由，说服了赵四小姐，这样赵四小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张学良和于凤至回到上海。转眼三年过去了，于凤至陪监期间由于生活困苦和精神上受到折磨，心情很苦闷，终于病倒了，经检查确诊为乳腺癌。张学良得知后甚为着急，后经请求当局同意，才批准让赵四小姐来换于凤至出去治病。于凤至出去后先在上海疗养了一个时期，后到美国做了手术，身体逐渐康复，最后定居美国，活到九十高龄而终。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