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紫明

天津市棉布行业的市场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本世纪以来，迭次起伏，兴旺发达，常盛寡衰。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天津就有众多的棉布批发和零售商店，并逐渐成为天津商业的支柱，对天津的物价、市场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至天津解放前夕，中纺二厂生产的“大五福”布已成为奸商的投机筹码。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神速地进展，国民党政府已届崩溃灭亡的边缘，天津市岌岌可危，人心惶惶，市场一片紊乱，“大五福”白布身价抬高，成为市场抢手货。因它比黄金价低，起点小，适合一般中小阶层购买，又较黄金、白银便于上市交换，不在严禁取缔之列，从而成为广大市民代替货币交换易手的“通货”。随着频繁的交易活动，便出现了棉布自由买卖的市场，它集中在西马路上。

西马路曾是棉布销售地。在三十年代比较萧条，仅有10多家布铺和10来户布头摊。西门北的布铺多是一间小门脸两三个人合伙经营或雇用一个小徒弟。以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中部农村的集贸商为销售对象，商品多是从上海、青岛采购的红绿颜色花哔叽、花斜纹等布匹为主，内行人称“花色家”。出售白市布、漂白布和色布的仅有协兴、协盛永等少数三四家。西门南的布头铺以成衣裁缝、鞋料作坊和武清、静海等县农村为销售对象，在门外摆摊出售青、蓝、白色布头和墩布条子，很少有经营整匹布的。因本小利微，多系夫妻店、父子店的家庭小生意，故内行人称布头摊为“窝头摊”。所以西马路棉布经营较冷落，不成气候。

四十年代后期，冀中南和山西、河南大部分解放地区不时有贸易人员来津采购物资，布匹为重点商品。那时外地客商习惯到针市街晋义栈、西北角公记药材栈、河北关上公记货栈、北门里集祥公司以及华北戏院后龙亭的几家客栈里落脚，并在西马路一带采买，于是西门北的布庄逐渐兴旺起来，许多门面住家纷纷改为棉布庄。象大陆电影院便将门厅分辟为三家布庄；有多年历史的长胜涌五金号变成了瑞隆棉布店；连勒石刻碑的作坊也改换门庭，挂上了白地红字的布庄牌匾。

此时西门北的“花色家”在经营上也有了新变化。新开张的字号多是倾向买卖白布的投机商，意图是通过座商牌照向中纺公司批购“大五福”，销给客户，实际上仍以买空卖空为主。当时在西门北六条胡同口路西有一个绰号“赵老黑”的中年汉子，便是投机倒把的能手。每天上午，他往投机倒把的人群中一站，伸出胳臂呼卢喝雉地喊着：“买仨卖俩”“、空五个套四个”，冲破了西马路的宁静，西门北一带被弄得车堵马乱，行人止步。他们还用电话与六号路的棉布市场遥相联系，彼此呼应，互相买卖，很快这一带便发展成为天津新崛起的棉布市场。

在棉布市场上，整匹白布的经营方式是“现市”买卖；色布是一套压一套转，它的经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整匹白布的“现市”买卖，就是现款现货，现买现卖。方法如下：

一是从交易所批购。摊贩凭牌照或座商购货卡，向交易员提出购买的品种规格、牌号、数量，由花纱布公司按牌价批售。购货起点须整件（20匹），一般不拆包，买卖直接交易，上市及时，货新平板，无痕量足，受买者欢迎。

二是向存户个人买卖。摊贩在市场内对来往持布换钱的人零星收买或贩卖。这种布匹多是散存的旧货或是储存多年的老货，有的有沾污、折痕，有的凌乱，其价格随市场行情洽商成交。由于货色不一，需要整理，常常用低价收进，经过修整后的布匹再按正常品价出售。布贩中有绰号“卷子王”者，时常在市场内收买旧布，在家重新对码、折叠、熨平，成为皮新板滑的“新布”出售而获利，在半年内就与摊贩单嘉祥、经纪人高椿年合伙在西门南开设了有门面的椿祥号布庄。

三是由经纪人跑合买卖。在货源较少、价格波动时，摊贩急于抓货便找经纪人向西马路座商或客户购买。其成交量多是拆包的半件（10匹），价格随行就市，马上交款提货。

四是代客买卖。有的摊贩接受客商的委托，代买代卖代存。如西北药材客商运来枸杞子、甘草等药材，卖出以布匹论值计算，货栈卖货后立即由摊贩代为买进“大五福”为客商保值，由摊贩代存，待用款时再行代卖。摊贩可利用代存的布匹进行周转。

五是以代售店套购。摊贩邻近代售店，每逢花纱布公司的人下店通知挂牌买卖，会先行得到信息，排队入内购买。虽限数量，但可多人多次屡购，也可聚少成多，连续套购，放在摊上转手倒卖，便可获得近利。

色布的经营需要有相当的资金，买坯布、染色布各占一套资金。一般的是从交易所购买白坯布（质量高低不等），每10匹为一轴，交给染厂加工成青、蓝各种色布，在染色加工过程中，坯布经过烧碱炼洗、上色、丝光等工序，已被抻拉缩宽加长，在40码外多出三四码布，便是布头摊的货源。经营核算是以坯布价格加上印染价（俗称染水）便成为染后的色布价。每10匹色布约可出布头10多斤（布质次的布出布头更多），相当于一匹布价，便是利润。由于布价、染料价、烧碱、红矾钠等化工原料价格不断飞涨，经营色布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利。所以资本较多的摊贩多经营色布。城隍庙街内有一个摊贩杨振华，经营青蓝色布获利较丰，转年便在北门外估衣街西口开设了三间门面的万华棉布庄。

德华棉布市场里的摊贩绝大多数经营色布，做着远销东北、西北的行商买卖。他们的资本雄厚，在交易所或小纺织厂买坯布动辄数十匹，在几家染厂加工十几轴（百余匹），打成包件运销外地，也有时在交易所内成交。有人称张大哥、张大嫂的夫妻俩，起了“振兴厚”的牌照，在德华市场内摆摊，又在德华市场旁租赁一间房，经常接待东北客商，存储买卖各种牌号的青蓝色布数百匹供人选购，成为西门里棉布市场的第一大户。

布头的经营。货源靠印染厂的“轴头布”（染布的接头）和卖色布的下料。每块尺寸不一，约在七八尺以上。出售价不按尺而论斤。10块为一捆，一个摊贩备货多是二三十捆，青、蓝、白色为大宗。

销售的对象既有个人存户，也有郊县的集贸商，还有市内门市部也做零匹采购。如南门外协立成、南市万宝和郭庄子的布铺都派人到市场买三两匹。武清县杨村和霸县信安镇的布商隔十天半月来一趟，买走十来匹布贩销。客货栈等大户多是指定专人通知或由摊贩每天上门联系，随时报知行情。当时，针市街元丰裕报关货栈经理的侄子便在市场直接买卖，并用电话与有关方面沟通信息，进行大宗交易。

1948年12月，解放军围攻天津，市内社会混乱，工厂停产，市场商品奇缺。在炮声隆隆中，西马路的棉布市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贩购“大五福”的人。这些人极其复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穿装打扮各异，有的长袍红顶帽翅，有的穿老美皮猴，也有的皮帽短袄，还有的头裹毛巾腰系布带。他们游荡徘徊在西马路南起西门南的二道桥，北到西门北六条胡同口的一里长街上。大多数是买卖布匹的，也有倒卖黄金、白银及“袁大头”的，还有摆摊卖纸烟或百货的。一些叫卖零食的小贩也混杂其中，使这一带成为混乱的闹市。

这些人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纱布行业从业人员。这是市场上买卖大五福的基本队伍，利用自有的柜台、电话，掌握本市和上海等外地的行情，消息灵通，买卖果断迅速，多是在柜台前后成交，数量多，一般是成件（20匹为一件），买卖少的也在10匹以上，盈利可观。这类人很少流连在马路上。

2.东北逃难的富商大户。他们为躲避家乡的解放，携带财产来天津谋生，以“大五福”为筹码经营生意，这些人资本雄厚，多是住在客栈内或独自租房居住，利用经济人为之牵线挂钩，囤积买卖，投机倒把，兼跑行商，是棉布市场中的大户。

3.经济人与布摊贩。这是西马路棉布市场的地头人，熟悉商品业务，既占有地理方便，又有人熟好办事的条件，买卖比较顺利，经营应手，试身便可获利。

4.一些工厂商店的失业人员。利用资本家分给的遣散费——大五福布当作本钱，在西马路倒买倒卖，赚些差额利润。这种人资本不多，活动频繁，无固定地点，不求重利，很少有蚀本者。

5.一些存布户到西马路布市换钱，或用钱买布。多数不懂商品知识，不了解行情，往往张嘴猛要价、乱杀价，买布只知新、卖布先点钱。在交易中，形色怆惶，表现腼腆，动作迟慢，往往找僻静处成交，极易上当受骗。

6.无业游民。这些人有的个人有存款，但大多数是从亲戚朋友处借布当本钱，每天倒腾一两匹，或是兑换银元买来卖去，挣点微利，养家餬口。(www.daowen.com)

7.窃盗、诈骗及抢劫分子混迹其中，以贩布掩盖面目，东西游逛，乘机作案。他们专向存户翁妪或农民靠近，得手便明买暗夺，或以假充真，打托行骗，甚至抢劫逃窜。这类人虽属少数，但行为恶劣，害人不浅。

从解放前夕到解放后的两三个月内，西马路一直是无人管理的“自由市场”。由于人员复杂，社会秩序尚不稳定，窃盗等坏人活动猖獗，伪劣布匹以假充真乘乱上市，偷盗、欺诈、抢劫等情时有发生，给棉布市场蒙上了一层令人惊恐、胆怵的阴影。

市场上以伪劣布匹行骗手法很多，大体上有：

先以白布为例。这种布现买现卖的居多，价格变化较快，交易频繁，倒手也多，极易出现以次顶好，缺尺短码，外行人容易上当受骗。其以次顶好的手段有：

1.“老里”。即整匹布中间接缝，把两块或三块布用浆糊粘连在一起，从外观、数码、秤重来看都“正常”。实际不是布匹的整长度，一般买主看不出来。

2.短码。即不够长度，若数码叠折，虽是40码，但码距缩小了，本来应当2.7尺为一码，这种布仅有2.5尺，每码短2寸，整匹布便少8尺。实码一匹只够37码。

3.假记头。纱厂的出厂布匹，每匹40码在两端有红或蓝或绿的记头，作为原匹记录。布贩子往往从布的内端撕下一块布头，作为价外的赚尺。为了蒙骗顾客，便用红蓝铅笔在撕布的一端涂抹，仿佛是“原码原记头”，实际上已短了几尺布。

4.除锈。原来整包布用铁皮打四道箍，有时因存放地潮湿，铁箍生锈，使布匹背部留有黄色锈痕。布贩子为消除锈迹，使用化工原料草酸在锈痕处点浸，表面锈痕消了，实际上纤维已被酸蚀，失去拉力，不耐穿用。

在色布方面，主要是使用假牌号，以次顶好，假冒名牌。如“飞行世界”牌蓝布，牌子响，价格高，受南北客商欢迎。有的布贩将次坯布次色染的蓝布贴上“飞行世界”的商标混充。“太平洋”牌蓝布是东北地区的畅销货，布贩也以次蓝布贴假商标冒充。还有的染色质量极差，布上有花柳、白点、红杠等，便在黄昏或灯下打马虎眼坑骗顾客。

卖布头的更是缺斤短两，搀杂使假。布头一般是10块或成捆按重量称秤计算。为了使分量加重，便往布头上喷水，或在捆内大块中夹小块；在细密布纹的布头里搀夹粗次布纹的布头，装作原捆出卖。

此外，还有合伙打托、欺生赚农、抢劫布匹的恶劣行为。由两三个人围住老年存户，或是农民卖布，乘商论价格、查看质量之机，将布匹转手挪走，而后一哄而散，卖主难以找到窃贼。黑话对此叫“大抓”。这伙人在当时西马路上为数不少。有一孟姓老翁卖布数钱，走到僻静的胡同时，被抢劫犯将钱夺走，并将其打昏在地，不久老翁气绝身亡。

解放以后，天津市军管会针对棉布自由买卖出现的“成交紊乱，人员杂乱、秩序混乱”的现象，为尽快整顿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稳定物价，对西马路棉布市场进行集中管理。1949年4月6日市工商局发布布告，内容大意是：

1.街头摊贩均须迁移到指定的临时市场内。

2.摊贩须填具申请书，领取营业牌照，无牌照者不得营业。

3，摊贩不得任意迁移或扩充摊位，服从工商局或民警的指挥。

根据布告精神，工商八分局派出干部到西马路将布贩劝导到西门里城隍庙街中，作为临时市场，集中摆摊设点，街内东面为单号，西面为双号。每一摊贩占地两米。有的摆长凳架木板；有的摆手推车，平列布匹成排，逐摊相连。在这条长街上，从西门里的南口到西门北六条胡同、府署街西头的城隍庙山门前，共有摊贩150多户。其中整布布摊100户，在街南口多是白市布，中间是整匹色布。往北是布头摊40户。零尺摊10多户，在六条胡同横街内。经整顿，摊贩于街南头路东第一个大门院内两间北屋成立“城隍庙街棉布市场摊贩管理委员会”，选出主任委员马文炳，副主任洪恩年、刘毅然，委员赵丕华、王润圃、刘松年等。同时，工商八分局派出干部在管委会办公。

管委会的任务是在工商部门领导下，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维护合法经营，坚决取缔伪劣商品和黑市活动，协调摊贩之间的关系等。通过管委会的工作，棉布市场的综合治理初见成效。街道逐日清扫，治安秩序好转，假冒活动有所收敛，“大抓”等不法分子无所施其技。摊贩们经营活动和生活趋于稳定，积极响应管委会各项号召，热情高涨。1949年解放后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摊贩管委会在北马路闽粤会馆（现第二中心医院）举办拥军庆祝会，邀请票友彩唱京剧。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又组织数百人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欢庆新中国的成立。

当年，天津市军管会贸易处3月份成立花纱布公司，针对布商布贩存在的一怕没收财产；二怕职工斗争；三怕物价上涨卖出布买不回；四怕暴露自己财产等思想，开展思想教育活动，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一方面积极安排纱厂开工，调节棉花、纱布的供需；另一方面整顿市场，取缔投机倒把，保障正当经营，稳定价格。市内呢绒纱布商进行登记，由解放前928户，到5月底实有732户。其中批发商319户。取缔了几十户投机倒把的私营布庄。5月4日成立花纱布交易所，公布了《天津花纱布交易所管理交易暂行办法》，规定了交易的品种范围、数量限额。凡不按规定进场交易者视为不正当交易。为防止在交易所大量套购，定在西马路、府署街的振记、城隍庙街的余庆和南小道子等处30家纱布店，为花纱布公司的代售点。从4月1日起向市场投放零匹市布。

随着市场管理的加强，社会治安的稳定，一些商人纷纷涌向棉布市场，迫切要求设摊建点。为此，工商八分局又选择在城隍庙街附近西门里原德华当铺于5月份辟为德华棉布市场，内中楼下前后院设摊40多户，二楼开座商10来家，也组成德华棉布市场管理委员会，由李亚田、邓鸿章分任正副主委。德华市场的摊贩设在大厅内，比起城隍庙街露天设摊又胜一筹。人员也比较整齐，大多数是私营纱布庄的从业人员，还有钱庄经理和东北客商，经营以印染的色布为多，远销东北。

不久，工商部门为进一步加强纱布经营管理，对城隍庙街、德华两个棉布市场再次整顿，将整布摊贩改为座商，起字号申请营业执照，加入花纱布绸业同业公会，并由赵丕华代表该处座商在同业公会中任委员。于是，露天摊贩的座商字号牌挂在城隍庙街头的墙壁上，市场秩序、经营活动出现一片新气象。

1950年国家统一财政后，人民政府对纱布市场管理制度继续完善。为了保证棉布货源及时调拨供应，组织全市纱布商成立联合采购社，分别向交易所和外地统一采购。西马路的纱布商组成第三联合采购社。由忠祥布庄经理鲍家骏、复成棉布庄经理孟羽卿（1956年至“文革”前曾担任红桥区副区长）分别担任正副主委。城隍庙街与德华两个市场组成第四联合采购社，由李亚田、于振源担任正副主委，主任开始是赵阔庭，后赵参加花纱布公司工作，改由王静府担任。

采购社的任务是根据两个市场座商申请购买的品种、牌号、数量，在前一天汇总，将货款送交人民银行，次日到花纱布交易所集中批购，由采购社统一交货款，下午提货到场，然后分拨到摊，保证了进货渠道畅通。货源纯系出厂产品，并无伪劣，从而使棉布经营逐步纳入集中采购的范围，为以后棉布统购统销奠定了基础。

全国财经工作统一后，中央在财政、金融、商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控制了物资，掌握着商业批发环节，物价由波动步入稳定。天津花纱布交易所成交的五福细布每匹23.50万元（旧人民币），一直保持几个月，随买随卖，不脱销和惜售，各地的差距也在缩小，价格趋于合理。西马路纱布市场已无机可投，无积可囤，批发商将资金转向生产，加入投资公司，由国家统一安排。城隍庙街与德华两个市场的摊贩式座商，除少数转移到南市群众商场（现南市百货商场）去租赁柜台继续经营外，绝大部分将资金转入投资公司，人员归口到天津纺织站、公司或外省市纺织品商业部门。到1952年底，西马路棉布市场已人走摊散、街清场静。第三、第四花纱布联合采购社完成了历史任务。城隍庙街与德华两个棉布市场不复存在，成为历史名词，德华市场改为人民银行西门里办事处，城隍庙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