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垅在天津工作的6年，也是他一步步走向灾难的6年。

1950年3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判阿垅的《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篇文章。本来属于文艺思想和艺术观点上的论争，突然无限上纲，提到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批判，而且“我说你错了，你就错了”，不准申辩。这使阿垅感到难言的困惑和痛苦。他只能违心地一次又一次写检查，却又难以过关。在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垅不断受到批判。1955年5月阿垅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及“反动军官”的双重罪名，在天津市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监管干部强迫他反省交待、写检查、低头认罪。

阿垅不说违心话了。他经过无数次冷静思考，始终找不出认罪的理由。他想：“我投考黄埔军校的目的，是为了杀敌报国。毕业后就投入上海抗战，在战斗中负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到头来还落得个‘反动军官’罪名，这话从何说起？”对于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帽子，他思想更闹不通。文艺战线上的是非问题，只能以理服人，通过辩论方式求得解决，怎么可以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打棍子、扣帽子呢？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阿垅越想越百思不得其解，他最后自己作出结论：我无罪！并且下定决心：头可断，骨可碎，此志不可移。

“阿垅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入狱11年后的1966年2月8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阿垅有期徒刑12年。判决书后还附上四个字：“不准上诉！”

1967年3月21日，阿垅因患骨髓炎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含冤死于狱中，终年60岁。

“四人帮”垮台后党中央对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198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阿垅被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6月23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在海口路殡仪馆为阿垅同志举行追悼会充分肯定：“阿垅同志早在解放前，就接受党的影响，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通过创作热情歌颂人民革命斗争，并利用职业上的便利条件，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工作。数十年来，在文艺理论研究和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一贯忠于党的文艺事业。无论是在胜利的欢悦中，还是在艰难的逆境中，他始终对党一片赤诚，即使在受到错误处理的时候，依然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相信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的伟大力量。”

阿垅的身后，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报告文学，两部诗集，四部文艺论著，以及已集结尚未出版的文稿、诗稿、书信等达数百万字。

49年前，阿垅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凋谢。”

历史，就这样回答阿垅自己，以及对所有七月派诗人们的共同命运的预告。(www.daowen.com)

作者附记：

我与阿垅虽是黄埔校友，但在校时却缘悭一面。直至1939年才在成都少城公园经同学刘振声（即芦甸）介绍与其相识。接着阿垅自我介绍：“我是从湖南跋涉千里而来，又将向西安而去。为了吸收精神营养，还将奔赴广阔的新天地。”一听阿垅那诗一般的语言，我就知道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芦甸告诉我阿垅所说的“新天地”，是指革命圣地延安，为此，我对阿垅向往革命的执着追求和坚定意志，感到由衷敬佩。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和阿垅在西安重逢。那时，他以黄埔军校教官身份风尘仆仆于成都、西安之间。他来西安先是住在八战区副长官部，他在那里当过参谋，熟人多，人缘好，食宿方便。可是当我供职的部队一四四师由豫西抗日前线调驻西安三桥以后，他每次来西安就下榻我处。他认为三桥有火车站，上下车便利，无须跑到宪警特务猬集的西安东站去搭车。再就是我是师参谋长，住我这里不惹外人注意，安全可靠。当然，我也欢迎他来住。我们很谈得来，海阔天空，无话不谈，甚至他年轻美貌的妻子被第三者垂涎的家庭密事，也不瞒我。后来部队他调，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西安分手，不料一别竟成永诀。

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旋风把阿垅刮进了监牢，罪名有两条：一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另一条是“国民党反动军官”。1967年，阿垅含冤死于狱中。1980年始得平反。

1982年6月23日我怀着沉重悲痛的心情参加中共天津市委、市文联为阿垅、芦甸举行的追悼会，这是我向阿垅的最后告别。

撰写本文时，承著名诗人鲁藜同志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集文史资料之大成的巨著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着手编辑

一套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之大全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暂名）的编辑工作已开始进行。这是一套荟萃全国各地文史资料之精华的巨著，全书拟收3000万字文稿，以16开本出版，将分为7卷20册。这7卷分别是：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民情、华侨华裔、人物。这套书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组织，由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共同协作编辑，预计1994年年初可完成编辑工作，1994年下半年可望出版。这套书是全国政协系统文史资料工作者30多年来勤奋耕耘、忘我工作的心血结晶，它的出版，必将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受到社会各界、海内外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