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阿垅因叛徒告密暴露了身份，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他不得不抛下牙牙学语的孩子，只身逃出四川，改名换姓，辗转于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开始了逃亡的生活，这时的阿垅颇有“中国之大几乎没有他存身之地”的感觉。可贵的是，他依然是一位战斗的作家，他自觉地以诗歌和文艺评论的形式坚持在国统区的斗争。他的许多激愤、峻刻的政治抒情诗，猛烈地抨击了腐朽、没落的国民党黑暗统治以及支持这个政权的美国杜鲁门政府。他的许多犀利、大胆的评论文章，对国统区的色情文学、伤感文学、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大都会里的“山歌”和“哭七七”等低级庸俗作品，进行了辛辣、尖刻的讽刺和批判。大力提倡继承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艺术也要积极参加和迎接人民民主解放斗争。1948年，阿垅在上海出版诗论专著《人与诗》。

1949年上海解放，也解放了阿垅。他不必再过躲躲藏藏的逃亡生活，也不必再经常变换笔名发表作品，他热情地歌颂新生活，更加勤奋地创作。同年6月，他作为华东代表团成员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www.daowen.com)

1950年春天，阿垅从上海来到天津，参加天津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担任文联创作组组长和编辑主任，直到1955年5月。这6年是阿垅从事文学工作的最后6年，也是他创作精力最为旺盛和大丰收的6年。这6年间，他除了热心负责地忙于他的日常工作之外，还辅导培养了一大批业余作者，帮助修改作品、解答问题、主持文学讲座。这6年间他写下上百万字的文学理论文章和诗歌作品。1951年他收集出版了三卷本的诗论集《诗与现实》；1954年出版《诗是什么》和《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