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白色恐怖区，是胡宗南的老巢。胡的数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红色政权虎视耽耽。阿垅伤愈后奉组织指示，继续留在西安工作。他利用黄埔军校10期毕业生和抗战军人的身份，轻而易举地打入胡宗南的决策机构——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参谋处。从此，他利用少校参谋职务的便利，把针对延安军事部署的机密情报及时传递到延安，用实际行动表明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此外，他还为有志去延安的革命青年提供合法证件，使他们能够顺利通过重重关卡，安全前往延安。

在滞留西安期间，他还写成了长篇抗战小说《南京》。这部30万字的巨著，曾经获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征文”一等奖。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描写国民党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阿垅运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重新认识两年前的南京保卫战，以现实主义手法，把自己放在作为本书主人公的普通一兵中间，浓墨重彩地为那些坚决维护民族尊严而战的无名英雄们和那些遭受日军屠杀的无辜人民，留下一幅可歌可泣至今仍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令人不解的是，这部获奖作品在当时的国统区竟未获出版，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太真实”了，后来又在逃亡中丢失原稿，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影响。直到1987年12月即作者死后20年，才由北京人民出版社根据作者14万字的手稿整理出版，将书名改为《南京血祭》，借以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和南京大屠杀50周年。

在西安期间，阿垅还创作了《窑洞》等诗歌，歌颂延安。《窑洞》和鲁藜的《延河散歌》一样，流传甚广，受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赞赏和高度评价。(www.daowen.com)

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通往延安的交通被切断。根据党的指示，阿垅转移到重庆，考入陆军大学，“以便进入国民党高层军事系统，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在这期间，他利用“陆大学员”的合法身份，掩护进步人士，介绍进步青年通过封锁线投奔解放区，并积极为共产党收集和传递情报。1944年夏天，阿垅的诗人朋友绿原曾受阿垅之托将一包东西转给住在重庆市赖家桥的胡风。当他和胡风一起拆开包时，看到那是十几册国民党的军队编制和针对边区的军事部署材料，随后便由胡风把这些“绝密”材料面交廖梦醒同志转送延安。像这样转递材料的事情，胡风说不清受阿垅之托经手了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