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生

我国证券市场形成可以上溯到1905年上海众业公所。不过该所系香港注册的洋商组织，交易内容主要是外国证券，服务对象也是外国银行和外国企业。直到1920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才出现第一家正规交易所。此后20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利用这一渠道大量发行各种公债。全国投机商人（主要是私营银行）纷纷出入市场，大做公债投机。正如《子夜》中描述的那样，多头、空头大战层出不穷，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只有四大家族和江浙财阀从中坐收渔利。

全部交易中公债占绝大比重，股票上市不多，而且成交额很小。天津当时虽然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经济中心，但是严格说来始终没有形成市场机制，所有洋商股票都要通过银行和经纪人在上海办理。最初从事这种交易的只限于洋商永盛洋行和外国　经　纪　人　王　思　励（WARMSLY），中国人涉足的极少。公债交易也是通过私营银行、银号的上海分支机构进行。天津有一家中实银号在二十年代末期曾经搜集本地股票行情，在日本人办的《日日新闻》上每天刊出，但多半有行无市。股票持有者打算换取现金只能向银行抵押或通过经纪人寻找买主。盐业银行副理石松岩所以能但任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董事，就是利用上述两公司在盐业银行的股票押品的投票数取得的。专业的经纪人有周伯瑜和马凌霄，能够出入巨商富户宅门，撮合成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游资集中天津，囤积居奇之风日盛，物价逐渐上涨，加上日本统制越来越严，所以部分游资为了保值和逃避管制开始转向证券方面。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租界取消，一切外汇交易和外国股票买卖均被迫停止，中国股票交易规模急剧扩大。周伯瑜早在1937年即在天津成立了广安信托公司，上海设有分庄，这是第一家华商证券专业户。1941年以后，杨天受担任董事长的宏孚公司成立。规模不大，但业务量最多。负责具体业务的为林绍怡、于文达。主要顾客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燕京大学文学院长周学章博士，北四行一些经、副理，自来水公司经理顾味儒、总工程师段茂瀚，庆王府传人金静轩，严曾符和严六符兄弟，张丙生和张澜生兄弟等。同一时间成立的有隆泰行，股东为雍鼎臣、林凤均、李典臣，这家股票行的特征是有钱、有股票；行情下落时有资金收现货，行情上涨时有现货可交；客户不多，以自营为主，几乎可以左右市场，无往而不利。再一家是万有行，经理高克昌，顾客以散户为主，但是活动能力极大。广安行有银号背景，掌握一批老客户，大纱布商李子彬、孙仲凯都属于基本客户。该行在上海设庄，是唯一能买卖上海股票的专业户。以上四家在当时可以说执天津证券业的牛耳。

1944年以后证券业如雨后春笋，久安、裕津、新华、中实四家银行先后成立证券部，杜韵笙、施公麟的大众信托公司更是后来居上。以经营埠际贸易获巨利的广帮惠安行也开办证券部。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证券行多达20余家，交易量之巨和投机者的人数均呈高峰，一时整个市场呈现失控状态。开空头支票者有之，到期不成交者有之，不能交货者有之。尤其是少数组织不健全、乱拉客户的昙花一现的股票行，如大沽路、滨江道口的永成行，顾客摩肩接踵，不收押金，不问信誉，任何人均可入内买卖。这些股票行一味追逐佣金不顾信誉，纠纷时起，最后一蹋糊涂，只能不了了之。当时股票交易毫无规范，后期日伪市政府社会局、警察局虽一再插手，但只是贪污索贿，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股票上市自由，有卖有买即可成交。筹码最多的启新、江南、滦矿占成交量90%以上，其次有济安自来水、东亚毛呢、仁立毛纺等。股票行向买卖双方各收佣金千分之二点五，同行成交不收佣金。证券交易额经常占天津全市票据交换额的三分之一，佣金收入相当可观。由于当时物价节节上涨，所以只要有一定融资能力的，购买股票过到自己户头后，存起来不闻不问，保赚无赔，绝对起保值作用。但这毕竟是少数殷实富户可以办到的，大多数入股市者本身不具备上述条件，只能乘机贱买贵卖，赚取差额，少占用或不占用资金。甚至上午买下午卖，当日成交找回利润，这就要靠观察市场形势和消息是否灵通了。在股市起伏过程中，不少人随大流，盲目买卖，结果以赔钱而告终。记得1944年初苏联军队收复波兰名城克拉克夫时，有人从短波广播中收到此消息，立即大量买入，转天股市果然大涨。罗斯福逝世后，股市立即回落。又如1943年日军占领当局准备强行征用江南水泥厂全部机器，运到山东张店炼铝，而且为此正式成立华北轻金属公司，此项消息造成江南股票连续落价，投机者叫苦连天，影响到整个股市一蹶不振，造成人心惶惶。这时有些投机分子勾结伪《庸报》馆人员公然刊登江南水泥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收购”问题，由强行征用改为高价收购，股价马上回升。事后证明广告系冒名刊登，《庸报》馆假借日伪势力对更正声明置之不理，结果赔钱者获利，盲目信谣者亏损。所以说股市确实危机四伏，并非点石成金。当然有实力的人选择可靠股票作投资保值的打算还是可行的。此外银根松紧，大户操纵以及国内外政局变化都能影响股市。一些小本营生和靠贷款搞证券投机者失意常达十之八九。多财才能善贾，沾利即走和适可而止者往往无往而不适。早在日本降服之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即秉承日本兴亚院意旨，强制津、京、济、青四城市金融业组织华北证券交易所，作为吸收游资工具，并指定天津银行公会会长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为召集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所以一拖再拖，一再催促之下，不得不勉强凑足资本，并买下承德道六国饭店作为会址，修缮后未及开业，日本即宣布投降。胜利以后，交易所须另行由南京财政部批准，所以仍按旧例分散交易。由于当时投机途径增加，诸如黄金、美钞、进口货等，一般人趋之若鹜，证券业大不如前。南京政府对天津交易所成立一再设置障碍，最后由交易所秘书长、大陆银行副理郑诵先携带大批贵重礼品，亲往南京活动，通过其同乡张群关系才获得批准。辗转经年，开业不久已兵临城下，天津旋即解放。(www.daowen.com)

解放后对于交易所是否恢复营业仍存两种争论。当时军管会金融接管处处长、人民银行经理何松亭曾征求过各方面意见。笔者和原东北官银号总理刘锡武不止一次参加过座谈，最后市委决定于1949年6月恢复营业，由刘锡武任经理，批准经纪人约20家左右。一切手续均正规化，不做期货，上市股票仍以启新、江南、滦矿为主。由于城乡物资恢复交流，工商业继续好转，同时私营行庄资金枯竭已无力扩大信贷，所以交易业务也随而日趋萧条。1950年6月停止营业，原有各种股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以后，中断40年之久的证券市场在上海、深圳再度出现，但懂得证券的人士已寥若晨星，而且迄今我国尚无一部公司法，更谈不到交易所法规章程。在盲目狂炒之下，投机风愈演愈烈，上百倍的增值早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忧虑，几度狂泻早在意料之中。大量弄潮儿片面地观看海外和港澳，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证券市场从开始到成熟经历了100多年才发育健全，而我们在一无立法，二无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仓促上阵。任意发行空头股票，自由炒买炒卖，结果笑话百出，甚至搭上几条人命，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股份公司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机制，因而股票市场非发展不可。问题是如何使它健全起来，把投机因素限制到最低程度，把法人和私人的投资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而不是一味搪塞，只在特定地区成立市场，或者限制发行。所幸国务院已经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希望尽快颁布有关法令，在整顿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基础上，早日在天津成立华北、东北、西北地区的中心市场，给上万亿的私人存款以正当出路，给国家大幅度地减轻信贷压力，把目前蠢蠢欲动的股票黑市放到合法公开的市场上来，把国家、集体和私人应得的合法收益从少数投机暴富者手中拿过来。

解放前发行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