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通

拍卖行和叫卖行业是从西方国家传进来的“舶来品”，它起源于自有了外国租界之后。据清张焘《津门杂记》所记：“拍卖亦曰叫卖，凡华洋家什货物均可拍卖。先期粘贴告白，定于何日几点钟。是日先悬旗于门，届时拍卖者为洋人，高立台上，以手指物，令看客出价，彼此增价争买，直至无人再加，拍卖者以小木槌拍案一声为定，即以价高者得货，俗名卖叫货。”

可见清朝光绪年间天津已有外国商人所经营的拍卖行业存在。其最早在天津经营此业者一说是法籍商人马少华之父马克莱，俗称马鬼子，于清末在俄租界开设太隆洋行，附营叫卖行生意。另一说则为在1902年英侨瓦慈（WATTS）于英租界中街（现解放北路）所开的茂盛洋行兼营拍卖业务，后来发展为天津最大的魁昌拍卖行。至于我国人自己经营的拍卖行最早开业的可能是1916年南马路聚成祥叫卖行，它兼营古玩玉器。

天津的拍（叫）卖行业曾经历过五个兴隆时期：

（1）租界林立、各国驻军盘踞天津时期。由于外侨往来频繁，经常有带不走的家具什物委托拍卖；各国驻军营盘常有剩余物资或替换下来的军需用具拍卖出售。那时天津中外拍卖行业颇兴旺。

（2）日寇侵华初期（1937——1938年）。各国在华机构纷纷压缩或撤销，部分外侨回国，一些库存物资及带不走的家具物品都交给拍卖行处理，此行业因之兴隆一时。

（3）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将在华的英、美等国侨民强迫集中到山东潍县。这些原在津外侨的产业包括企业与家产被日人接管，大部交由拍卖行处理。本行业从中获利甚巨。

（4）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来天津接收，成立“敌伪产业处理局”。很多本来应归还人民的财产被国民党大员“劫收”，经过层层处理后，其中有一部分落到拍卖行业的手里，一时新增加了许多临时组成的叫卖行，与“大员”们互相勾结，大发“胜利财”。

（5）解放初期，当时有些私人企业被认为不利于国计民生、不适合于社会发展，有的被取缔，有的自动倒闭；所有外国银行、外资企业全部停业，部分被接管；还有不少批发商，特别是棉布、棉纱批发商全部歇业或转业。这些倒闭企业的善后工作都要经过拍卖来解决，报纸上天天有大拍卖的广告，除魁昌是在其本行拍卖外，经常是几家联合举行拍卖，多在浙江路22号拍卖大院内进行，拍卖量每天都在百号以上。又在“三五反”末期，有不少违法户为了缴纳罚款而大批变卖财物，各拍卖行又忙碌了一个阶段，从中获利不少。

这几个阶段拍卖行业所以一时畸形发展，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并非正常现象。总之，从前的拍卖行业兴隆时期多半是在社会秩序有所变动之时比较显著。凡逢有企业大批倒闭、天灾人祸、战乱播迁、新旧更替、秩序不正常时期，则此业进销频繁，数量巨大，生意兴隆；但在社会秩序正常，没有什么波动时拍卖行业生意一般平淡，即便有些进销，也不会搅动社会。

此行业的字号名称有拍卖行与叫卖行之分，两者在初期的营业性质与范围有严格区别。拍卖行的经营范围大，但并不需要多少资金，有权组织与主持拍卖；而叫卖行则无权进行拍卖，只能通过一般渠道进销货物。据老拍卖行人说，当初茂盛洋行创始人瓦慈（JAMES·WATTS）经营拍卖的特权是英国女皇特赐的，由天津英领事馆发给特许经营执照拍卖。他发财后去北京另开洋行经营五金进口，遂将拍卖特权连同茂盛一同转兑给英人彭内尔（E.PENNELL），改称魁昌拍卖行，继续经营。在三十年代以前只有魁昌一家有此特殊权利，到三十年代中期才陆续有了其他外^[1]商人开设的拍卖行，如法商日耀、俄商亚洛及后来在该处开业的希腊拍卖行、奥商合利等和华商开设的元记、永大、泰来、森木司①等均领有特种营业执照，有权执行拍卖。然组织一场大型拍卖会，殊非易事，第一须有充足的货源，拥有大批要拍卖处理的物资；第二须有可靠的信誉，在拍卖行业中举足轻重，有组织力、号召力；第三须与当时的黑社会及地方当局有密切的联系，并给他们适当的好处，否则现场秩序无法维持，提货交货运货也无法进行。那时虽是多家拍卖行并存，但能经常组织大型拍卖者仍属魁昌。

过去拍卖行拍卖方式完全照搬欧美办法：预先制作拍卖标志旗帜两种，一是红白方格相间，一是蓝白方格相间。将准备拍卖各货备齐后，先在拍卖场所门口挂出红白方格的旗子，表示“现在看货”，并有专人接待。看货期为一至三天，各货分门别类堆放，同类货多时只陈列样品，编排号码说明数量，任人参观。等到正式举行拍卖时，则在门口改挂蓝白方格旗，表示“今天拍卖”。届时在拍卖大厅里挤满来参加的顾客和观众。主持人俗称“拍卖手”宣布开始。首先大略介绍一下现货情况，手持一木板及铅笔，从1号开始依次拍卖。拍卖价格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最低限价”，一是“最高限价”。一般多采用前者，即由拍卖手宣布此货“底价”，由购买者自行加价，一人喊出价码，别人可以再增，如此再三竞相争购，直至同一价格由拍卖手连喊3次无人再增价时，即将手中木板用力一拍，以示即按此价成交（当时在上海是用木槌敲击台面）。凡经拍板成交后，即作为定局，不能再行增减。“最高限价”则是当拍卖手公布某号货物价格后，买主们都认为太贵，无人应声，这时拍卖手（事前征得卖方同意）遂即自动降低价格，几次下降，直至有人应声说：“我要啦！”即以此价再喊3次，如无其他人再增价，即拍板作为定局。成交后，经纪人便将号码条扯下交给应购人前往登记，同时须交款50%。熟主顾或有声望的大户亦可免交预付款，但必须在提货前全部交清。

拍卖前公开看货，拍卖时自由竞争，看来貌似公正，实际上旧拍卖行业黑幕重重，外行人只能吃些残羹剩饭，很难得到便宜的。一般拍卖场所多由拍卖集团操纵，他们都是久于经营此道的“里手”，预先凑到一块，各自认股，按股集款，交给一人。商量好现场暗号，由谁应声递价，由谁添价，由谁开出“死价”，“死价”一出，即行刹车，别人即不准再行加价。如此作好圈套，将提货单弄到他们手中，俟拍卖会结束后，于当日或次日另觅地举行第二次“内部拍卖”。此次来参加的都是所谓“自己人”，除先入股者之外也有一些内幕人或有某些特殊关系的人来问鼎。会上将第一次所得来各货进行再度拍卖，任凭到场者自由加价。购得者交款取得原提货单前往提货。第二次拍卖与第一次集团拍来的价格当然有一个不小的差额，这差额即是这小集团的共同利润。除去开支挑费，由集团成员按股分配。当然，黑帮的“把场费”是必不可少的。(www.daowen.com)

在三四十年代的天津，有一股人所共知的黑帮恶势力渗透到各行各业中，拍卖行业性质特殊更深受其害，他们欺行霸市，坐地分赃，垄断市场，硬吃硬要，勾结日伪官府，为非作歹。他们各有靠山，在地区上逐渐形成三个集团（刘广海、袁文会、朱宝元），虽各有势力范围，然彼此勾心斗角，又勾结又争斗，经常演出丑剧、闹剧。

在平日各拍（叫）卖行须向本地段黑帮交纳“维持费”。逢有大批货举行拍卖，须事先商请黑帮派人来“把场”。届时他们派人手持棍棒把住现场，阻止圈外人进入。如有不识时务者混进现场，甚至逞强提价企图争购者，即由地痞流氓上前寻衅打架，即使来人能一时侥幸争购得一笔俏货，他亦将受到层层拦阻，处处刁难，使购者无法提货。没有后台的圈外人只有望而却步，难以问津。

一般没有领取特种营业执照的叫卖行没有组织拍卖的权力，只能在人家举行拍卖时前往参加购货，或参加集团入股分红，或靠叫卖得来一批货物，稍事加工整理，再售给用主。叫卖行通过各种渠道进货，与串街走巷的旧货商贩常打交道，并在鬼市、晓市搜寻廉价货。这种行业的利润从没有一定标准，低价进，高价出。货架上陈列的货也从不标价格，看人下菜碟，漫天要价。一般看利三成到五成，如果逮上俏货，俗称“飞来凤”，那就要成倍地赚钱，说不定能成千上万地赚钞票。但是干这一行也并非易事，既要是内行又要有经验。由于收购来的货物五花八门，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一个收购手再有经验也有一定局限，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里手。如不识货或不知行情就不敢贸然给价。因此，坐柜收购人员要求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和专业知识，许多叫卖行由于没有这种多面手和充足资金，只能缩小经营范围，限制品种，不能贪大求全。各户多根据业主的专业知识而决定经营品种。以小白楼地区为例，在三十年代如新华叫卖行专门经营新旧打字机、照相机、各种进口仪器；振丰则专营新旧缝纫机；恒丰专营西式乐器，大至钢琴，小至口琴、管笛鼓号，应有尽有；景林、复顺两家专营炊事用具和铝制器皿；振记则专售西餐用具和瓷器。至于经营皮货，至少要能鉴别狐肷、灰鼠、水獭、海龙、貂皮、滩羊、二毛等细货；古玩玉器、珍珠玛瑙、钻石、字画、古钱币等古物，如非精于此道的行家，是难以涉足的。

本行业经营多系旧货，进价低，周转快，又不需要什么设备和装璜，特别是那些代客拍卖，从中赚取佣金的拍卖行获利更易。至于叫卖行经营起来可大可小，大户三四十人，中小户只是三五个人合伙，家庭户一两个人也能经营。三十年代大多数叫卖行主营旧木器，收来高中档旧家具，加工整旧如新，售价较低，市民称便。那时全市拍、叫卖行发展到300多家，分布在小白楼、南马路、梨栈、黄家花园和马场道一带。拍卖行同业公会的会长是永大拍卖行的经理于锡九，连任20余年，声望颇高。

下面简略叙述两家拍卖行的经营史，使读者更能了解旧社会拍、叫卖行的内情。

（一）魁昌拍卖行：其前身是茂盛洋行，创始人是英侨瓦慈。因为他曾为八国联军带路有功，英女皇特颁赐军帽、战刀并给予从事拍卖和担任公证人的特权。瓦慈于1902年在英租界中街（现解放北路）皇宫饭店旁开设茂盛洋行，由于他有特许的“拍卖执照”，乃着重经营此项营业，当时在津的各国洋行和保险公司处理滞销和水、火残货，皆委托茂盛代为拍卖，茂盛从中收取佣金。1914年欧战时，各国侨民大多应召回国，特别是德国商民全部撤走，将所有货物、家具委托茂盛处理，事后茂盛将拍卖得款转交指定银行汇回其本国，为此而获得巨利。

1924年瓦慈去北京另开设洋行，遂报请英领事馆批准将其拍卖特权及茂盛全部铺底转兑给彭内尔（E.PENNELL）。彭内尔系英国驻军的上士，退役后在京奉铁路充当稽查员，1912年到茂盛担任拍卖手。逐渐熟悉全部业务，于1924年以白银3000两将茂盛顶兑到手，更名为魁昌拍卖行，自任经理。原茂盛的中国职员周捷三、田占一、赵锡卿、张功允等10余人均予留用。魁昌迁到现曲阜道解放路口（该处曾改为华侨商店，现已拆掉）扩大经营。楼下为拍卖部，由周捷三负责；楼上为洋酒部，由赵锡卿负责。彭内尔与英国驻军勾结以军用名义免税进口大量洋酒，转手以市价售出，偷漏中国关税。他又在英、美驻军营盘内分设小卖部三处，经售烟、酒、食品、罐头等。当时天津只有魁昌一家有经营拍卖的特权，左右逢源，获利甚丰，可说是魁昌的全盛时期。后来由于他用人不当，几处小卖部都监守自盗，亏本赔光。彭内尔本人又迷恋酒色，日夜赌博，营业每况愈下，终于业不抵债被宣告破产偿还麦加利银行借款，不久忧忿而死。嗣后其子小彭内尔（E.W.PENNELL）来华，立志恢复其父旧业，以1000美元向麦加利银行赎回魁昌的全部铺垫，重新开业。但因人地生疏又不谙业务，资金短缺，乃商请周捷三出资合营，更名为中英合资“魁昌新记”。由周捷三任经理，在中国官方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并加入同业公会。此时据有可以经营拍卖特权者已有数家，皆从中国警察局或租界当局领得特种营业许可证，已非过去魁昌独霸之时。但因周捷三人杰地灵、精通业务；小彭内尔年轻能干，后又兼英租界工部局董事，利用其地位与英国各大酒厂建立包销、代销关系，大量进口洋酒，盈利甚丰。小彭内尔把持财政，从未如约分配，反将盈利换成英镑、美金，分存于伦敦、纽约，总额达美金30万元。1940年他应召回国入伍，此款即被他吞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魁昌为日军查封，掠夺存货，改为中日合营。日方派来经理控制一切，周捷三形同傀儡，袖手闭口，苟延维持。1945年日本投降，魁昌产业被国民党按敌伪财产予以接收。1946年春小彭内尔又由香港来津，经过他与周捷三共同申请力争，魁昌终于发还原主，然存货已损失殆尽。二人再度合作，重整旗鼓，趁国民党大搞劫收处理物资混乱之机，以拍卖行特有的便利条件，混水摸鱼，从中取利。小彭内尔又利用美军驻津免税进口军用物资的特权，大量由香港走私洋酒、罐头，当时魁昌仓库的门上即钉有“美国军用仓库”的牌子以掩人耳目。魁昌的历史实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缩影。

（二）元记叫卖行：这是中国人自己开设的两家较大的叫卖行之一（另一家是永大叫卖行），它的前身是天祥号。清朝末年西楼村菜农出身的李魁元和马家口脚行管帐张浙洲、旧货摊贩郝墨林三人合伙在今长春道开了一家天祥号，专门经营向各国驻军兵营供应蔬菜、鸡蛋、副食等，并从事购买各兵营替换下来的军需品转手出卖，获利颇丰。数年后该号扩大经营，升级为收买洋行仓库水、火残货及大批经营旧家具、用品的天祥叫卖行。后来和魁昌拍卖行挂上钩建立业务往来，特别是承销魁昌的免税洋酒，收益很大。在1910年李魁元又靠内线通报而投标获得英商平和仓库火灾残余物资的购买权，实际这批货内有许多未残的好货，天祥叫卖行大发其财。第一次欧战开始，驻津德军回国参战，其营盘弃置物品全部以极廉代价交给天祥。后来德国战败，租界交还中国，德侨纷纷回国，其所经营之银行、洋行及私人所有一切不便携走的物品（包括家具、钢琴、电器、缝纫机、球台等）都由魁昌、天祥两家控制以低价收进。当时后起的中小叫卖行甚多，大多资力菲薄，只有此两家能操纵这笔大生意。天祥发财后，李、张、郝三人又合资在梨栈大街盖了天祥市场，招商出租，坐收租金和进场费。后来三人意见分歧，由李魁元独资单干元记叫卖行（在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申请获得代客拍卖特权，领有特种营业执照，更是如虎添翼，与魁昌抗衡。李又陆续在英法租界交界处开设元记叫卖行分店，又开设元兴池、元兴旅馆，后来又投资兴建惠中饭店、巴黎饭店、世界大楼等，都用的是经营叫卖行赚来的钱。李魁元因此发家，曾任法租界华商公会董事长，显赫一时。

（步丰基整理）

【注释】

[1]，兑①于华森商木，司兼原营为拍英卖商业木。器行，英商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