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民国史是很胡涂的，一切年头、名色都说不清，当时不明白，至今也茫然。从概念上知道，我9岁（民国15年）始入小学，以后赶上的岁月大抵就是军阀混战时期。我这个小小的村童，能晓得“天”有多大？只觉得大人们说：谁谁谁又来了！——这是说又换了“天下”了（某头头又来主宰这一方了）。印象是变化频繁，朝秦暮楚。记不得那走马灯式的大人物的芳名和次第，只记有一回，忽然每个学生发给一个“佩章”，形如那时报上画上见的大总统大将军们胸前带的那样式，好象是当中有一人像，那就是褚玉璞，是他赏给学生的。可怜那时什么也不懂，将章挂上，自觉“很过瘾”，神气十足——也就“崇拜褚玉璞”了。这不能说是什么不幸吧？但不幸的事可多着呢，每场内战，某方的败兵退下来，流窜所至，却总饶不过咸水沽。而这些旧日军兵，是可怕也可叹的。他们自天而降，需有住处，地方上急公好义的人们只怕他们害民，百般周旋招待，以图保地护民，结果是庙宇、学校等较为宽绰又是公产的地方，都得让与居住。于是乎：学校停课。

这种停课，少则两月，多则一学期耽搁，直盼到兵们撤走了，人们如释重负，校门才又向小学生敞开，虽然疮痍满目，毕竟“弦歌”复闻！这种停课一共几次？大概是考文征献也没办法弄清了。我的小学时期，许多时光就是被迫荒嬉而度过。

败兵不是不可怕，到底还是“过客”，“时来暂去”，忍耐一时，也就罢了。最可怕的还有土匪。既曰“土”，可知那是盘踞本地区的，永无“撤走”之望。等我熬到高小时，村中夜夜与匪鏖战，其实况真是惊险万状！最后，我不得不随母亲逃难，躲到土城村去。父亲留守危城，为民守土，尽职到底。这事容我下文补讲，因为这是我自述经历的重要一页。

逃到土城，无可奈何，又设法“插班”，在当地小学对付上课。我这个不善适应新环境、怕和生人相处的孩童（“异物”），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

天津南郊一带的土匪，是“闻名遐迩”的，很有声势。方圆几十村，望风披靡，无人敢惹，却有人愿助。地方上有谚语云：“×沽出匪，×沽窝匪，××养匪，——咸水沽抗匪！”此话人人皆知。

咸水沽独敢抗匪，不是小事一段，后来闹到十二分激烈的地步，你死我活，酿成一场恶斗。我的自述，为什么要叙它？第一关系着我的幼少年经历，二则家父是抗匪主脑人，三是我在这种奇特的斗争中担当了“义务抄写手”的任务，这在本文中就不能不予以相当地位，作为“沽史”的一段史料，供后人采录。

这种土匪，并不“打家动舍”，也不屑于狗偷鼠窃小活动，专门以“绑票”勒索为业，“必要”时也残害人命。但这样还只危害财主富户，怎么会惹动一方万众公愤？只因他们还要勾结土豪劣绅，目的在盘踞地方，为所欲为，并且这个被据之地，要付出可观的“公费”来供养他们的“队伍”。

匪帮据点，远在津南海边的某处“水寨”，只有浅水航子（今俗作港，非是），活像梁山水泊那个意味（深不能舟，浅不能涉，人所难入），而以小站为活动“中转站”，因为那里商品，饮食、沐浴、娱乐、嫖赌色色皆可挥霍寻乐，以及沟通联络等事，十分方便。彼时方圆百里无数村镇，惹不起，望风纳款，而以各该村通匪的内线人物为大权在握者。在此情势下，唯有咸水沽一地民众不服，心气之齐，可谓奇迹，众志成城，始终抗拒不屈，这形势极为严峻，敌意愈积愈深，最后咸水沽成了孤城和孤旅，四无倚傍，岌岌可危，真所谓朝不保夕。

有一个时期，咸水沽的“夕”是着实可怕的！天一擦黑，路断人稀，关门闭户；不等“安寝”，从沽南一路，枪声逼来，那尖啸的划破静空的鬼声音，惊心动魄，而且越来越密、越近。近到可以听见“英雄”们的喝采声：“好枪！”（当然有叫骂扬威）抵抗的力量是什么呢？初名“乡勇”（大约是清末老词儿），后改“保卫团”，都是当地的好乡亲，年轻胆壮，会打枪的，由一位当过小军官的“教练”训练率领。他们个个忠诚——有一个渎职、偷跑、败下阵来，就会全局败覆！好样的，个个顶着不退。

但这局面太孤危了，实力难加，而敌方却可以纠合助力，众寡悬殊。势急无奈，只有一途，请求派驻军——向二十九军求援。这可不是简单事！父亲被推为商会会长，众情难却，竟以一老书生（秀才）充当“守城主帅”。那时沽中，内有人人尽知的匪方内线（劣绅李某等），外有强敌，数百家商户的维持、组织、协调都得负责，此刻还得请军！从拟稿到抄写（那时叫作“递呈子”）我都是旁参和实干的小助手，所以最知内情，印象深极了！

话要简短：几经恳请，竟蒙派来了一连军士，先是由连长顶着，后来是一位黄营长（抗战时他是背负张自忠将军脱敌陷阵的殉国烈士）。这个连，配备了一架机枪，是镇敌之宝，无数次匪队勇冲，都被这架机枪击退。可是沽南面，小岔路口很多，防守可是一大难题——这一架机枪是：在甲小道口喷射一个回合后，立须马上要移到乙小道口上，照样喷射退敌！如此奔波一夜。(www.daowen.com)

这样，不但兵士枪手疲于奔命，而机枪子弹的耗费与续领量之大，惊动了二十九军的上司，说：区区一村，就算御匪，怎么会有如此规模的战斗？认为难以理解，责成黄营长交代，甚至有撤职的风声。黄营长没了办法，找商会。于是合村商号议定，纷纷出具“甘结”，陈述实况，证明黄营长的一切是为民而无私。那群情真是动人极了！我这个小学生，又成了抄写这些“甘结”的义务劳动者（因为必须写小楷，一般商人办不了）。

但是，驻军是有移动性的，当其另有要务，也难永远顾及这个可怜（但可爱）的孤村。怎么办？于是公议，要想卫村保民，只有一条路：筑围子（小土城，只留极少数通口大门，减少了小岔路分散保卫力量的巨大困难）。最后，一度危难至极，有些办法的居民都逃离了，关心的人劝父亲不要孤守了，防遭不测为要紧。父亲不忍弃而不顾（他只要一走，全村俱垮，这是当时群众的呼声），决断是只将母亲与我，遣离险地，投奔土城，赁房避居。这就是我的“小学时代生活”中的重要的一页，我不记它，心里怎么过得去呢？

“抗匪”伴随着我的幼少年与小学生活。大约是高小最末一年了，国文教师是师范新来的，姓姚（据说可能是地下革命的先进分子），年轻但很稳重，文学有相当水平。一次，我在“作文”班上写了一篇描叙土匪围攻最为激烈的那一夜的可怕经过（我们全家都须爬墙躲藏到邻家一条隐蔽的小夹道暗室中蜷伏，耳听那震心摧胆的枪声、喊声，随时就有被攻陷遭难的可能）这篇文，例外地被姚先生夸奖了一番，他很矜重，轻易不肯假学生以辞色的呢！我的成绩，竟然是“抗匪文学”的光荣。然而不知何故（极奇怪），以后我再也没看见谁和哪派作家在这方面留下一点滴痕迹。

［附注］

咸水沽抗匪的始末及详细经历，当时父老像“说书”一样，讲起来眉飞色舞，永无厌倦，有自豪自慰之感。他们都是极普通的村民，并无丝毫矫饰之念杂入。有一老人名王鸿庄，抽着小旱烟袋，开口并无第二个题目，讲得最详细，也最精彩。他尤其喜讲先父的处境和精神：敌人环伺，危机四伏，种种不利，不顾全家生死安危，一心为保全村，与匪斗，与“内线”斗，与贪赃的劣绅斗，最后也还得与当时的天津县衙门做各式各样的斗争。因此从一开始，完全受到全村商民的热烈的支持尊敬与感念。村民识与不识，不知先父之名，唯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俗成”的尊称。其表现感念的，有全商号公送的大银盾，上刻“智深勇沉”四字（出《史记》荆轲传），有巨型整樟木横匾，镌四大字：“硕果苞桑”（用《诗经》“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义），旁侧遍刻着海河一带七十二村的敬送联衔。又有一座石碑，是叙述抗匪筑围的纪念石刻。这些文物，以及大量收藏品，俱遭毁坏或为个人中饱私囊了。抗匪的全史，历时甚长，种种曲折，没有岁月提纲，实难尽明。可惜我记忆力已不能恢复事实的大脉络，遑论全史。上文所叙，恐不免次序颠倒，岁月隔离，但其实质是一无走失的。

先父名讳景颐、字幼章，行五，是祖父讳铜（字印章）的独生子。光绪末科秀才，一生老书生，不知其他，亦不会经营事业。其所以被选为商会会长，是由于那年实行村政普选，有劣绅在选举上作弊搞成假投票，激起公愤，告到津县官府，官府无奈，推翻原选，重行普选。当时在小学校旁搭席棚多个，分段投票，村民不能写字的，由小学校选拔能书学生代书，旁有监察员，保证无弊。我是被选拔的“小写票员”，目击那时的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以及后来的许多群众性的激情场面），永难忘记！结果，先父被选上了。父亲闻讯自叹，这个难题与重担落在肩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以后年年辞职，写“呈子”自然也是我的任务。当时托辞是患糖尿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

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素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

父亲一生最为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买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我的自述，岂能缺少了这一方面的纪录？但涉及父亲的事，记多了，一恐眉目不清，二须专文详叙（这里实太简略了），所以姑以“附注”的形式夹叙一些梗概，阅者谅之。

文史资料工作的由来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创办至现在已有34年历史了，它是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亲自倡导创建的。他在1959年4月29日召开的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号召这些历经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的老人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他说：“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周总理还说：“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60年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至现在，全国的文史资料工作者已有近3000人，共征集各类文史资料近10亿字，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