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70多岁，渐渐明白：世上的事事物物，没有真是“单一”的，用一个简单的思想方法去“考证”、“研究”已然过去的事情，自以为就已得出了“正确”、“科学”的结论，这人多半是个“低智嫌疑者”。拿我来比方，家庭出身名为封建地主大家庭，可是如我前文所述，这个地主没有佃户，没有粮租。说它“封建”，老式，想来是该当的，但我弟兄们从小自由随意得很，甚么是家教、家规、礼法、世故……，从未亲历身受过；家里“纵向”（长辈小辈之间）“横向”（同辈之间）的关系，都十分自然随便、和睦，没有拘束感。那么，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严格管教，“随便”成长的孩子，就该是一个“有天没日”、胡作非为“小衙内”式的“人物”了？可又大大地不然，我从小腼腆得出奇，极怕见生人，和他一说话就面如红布一般，见了谁都有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感”，是人都比我高，都比我“官样”。我们从小被人视为“文明”、“文雅”、“文弱”的类型。我性情缓弱、怯懦，什么都“不好意思”，总是先考虑“人家”（别人）会如何如何，从不考虑“我”要如何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自然不能负起“必须坦白交代”的责任。大概这就叫“天生”、“天赋”，亦即“先天弱点”吧？这种“秉性”，对我实在是关系太大了！它关系着我在世路上的悲欢哀乐，在学问事业上的得失成败。自然，它也关系着“人际”间的许多的欺侮、戏弄、诽谤、倾轧、陷害的无端光临垂降。

我对祖父一点儿也记不得，只听母亲和哥哥讲过，有时候宋妈妈抱了我去看爷爷，那时爷爷独自住在“柴火园子”里，不回家，大约是因为嫡配徐夫人逝世后，继配刘夫人（我见过的、敬爱怀念的“老太太”——祖母）和他老人家之间不十分谐美。爷爷已经病了，见了我这最小一个幼孙，还是高兴的，从他盛点心的瓷罐里拿一块“福喜字”（点心的名称）给我。可惜，我那时的脑印象太不管用了，平生引为一大憾事。

我对爷爷的追慕，不单单是一个民族伦理意识的事情。悠作为天津海河地区的一个“这样的人”，也有值得一传一写的价值。在我身上（应说身内），有怹的性格、风度、情趣、胸怀等遗传因子存在，写自己，须从写怹开始，但我们家的父兄一辈，包括至亲在内，有一个共同缺点：不会讲述旧事前尘，对哪一人哪一事，从没听见过谁源源本本，有头有尾，完整系统地向我述说过，总是偶然“兴之所至”的东两句，西三句，一鳞半爪，云烟模糊，全得靠我自己去“悟”。例如二家兄（名祚昌，字福民），小时候只有他长时间在祖父身边陪伴，赶上了寒门的“盛时”，可是想从他口中得听几句爷爷的生动的情景，就是没指望，虽经我一再“动员”，做工作，也没能挤出一个字来。人各有能与不能，无所谓“抱怨”。但我所以提这个，目的也还有一层，就是不拘什么，我平生的“本领”、“知识”，都没人真正说得上是“教给”我的。因此之故，这可能培养了我的“悟性”。我喜好自己“琢磨事儿”。

祖父传给我的因子，大约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剧曲、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乐与人交，随随和和，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这些“领域”里交游结识，以为乐在其中，莫与之比。三是心地善良、单纯、富于同情，以为天下人都如自己那样天真诚悃，对人唯恐不周不厚，对己不暇多顾。

当然，我不如祖父的是没有怹的气魄，我渺小得多了。也没有“乐善好施”的条件。到我这里，家运早已败落了。我没有经过见过什么盛况和好局面，倒是忧患常闻。这给我的性情上也带来了“消极成分”和“悲观因素”。

简单而叙，大致是前文所说的大海船中的一艘主要者名唤“灯油（读悠，不知本为何字）儿”遭事沉没于大海中了，而且连带遭了经济交涉上的打官司的败诉，从此祸不单行，家运一蹶不振。孙氏姨兄以及别位亲友都对我讲过这段“故事”：海下诸村，养船的多，每到年节，几乎家家户户院中都有一棵高竿挑着的“天灯”，或者是红布做的“大鳌鱼”（一种看风旗，雕木为龙头，即鳌头，身子却是一条红布，空中飘拂，洒脱飞扬，非常好看）。我们周家的这个鳌鱼之大，是少见的，远近知名：是用整匹的大红布做的，十几丈高的楠木旗杆，数里外就看得见。这一年某日，并无大风，忽然大旗杆拦腰自断，风旗坠地！八十几岁的老姨兄，现在还有时重复这段奇特的故事。不祥的预兆，古人是相信也记载很多的。真有此理？还是一种“偶合”？吾不得而知，也不敢冒充“科学家”，对之大加呵斥，说是妖言惑众。

家势一日一日萧疏，“咸水沽西头老周家”的店铺，如同和、同源、同达（听说都是米粮、酱园这类商店）一个一个关闭了。到我小时候只还剩一个小小的“同立木号”——其实是个手工艺木匠铺——它对我也很有“影响”的。(www.daowen.com)

影响是什么呢？我在木头、刨花、斧子、锯条、锯末的“香味”中吸收营养不少。我喜爱木匠活儿，更喜欢那些有很多长处和优良品质的木匠师傅和学徒。他们锯板、砍料都能用大锯（二人上下拉）和利斧、凿、刨……联合奏出音乐节奏！这个铺子并不能“贴补”我家经济，仅能自保，原因是当地的风气。那时代有丧事的人家必须买口棺材，棺材价可不便宜，所以绝大多数是烦亲友“门路”赊购，先记一笔帐，棺木抬走，但永世也休想收回价款，所以那个“同立木号”成为一个有名和有实的施舍棺木的“施主”，等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义务为人劳动。父亲有时慨叹，或者是自解自慰地对人说：“我开这个木匠铺并不是为了养家，是图铺子还有个‘门脸儿’，还有几个人热闹，用个人力的时候方便点儿。”所谓用人力，也无非是年节有事时，搬搬东西；哪儿门窗出了毛病，修修钉钉；客人来了，没人上街买水（那时一般住户用开水是到当街“刘家茶铺”去买，一个小铜板一壶滚开水，才好沏茶），这类琐事而已。

我家和木匠师徒们，从来像一家子。虽然铺子另有“掌柜的”，他们和东家一切生活上是有区分的，可是实际上简直随便、亲热极了。我小时候的“朋友”，说说笑笑，晚上给他们讲讲小说，一同村野闲步，甚至弄音乐、敲法鼓都离不开他们。

但家境是“为难作窄”的日子，从小也给我很大的影响，父亲是个守业的正派古板人，不会开创经营，收入有限，家口众多，亲戚应酬，地方“公派”和推脱不了的“乐善好施”等等，总是听见父亲向家人叹息为难。那种“紧绷”的气氛，不松心，不畅快，忧虑发愁，这滋味在我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替父亲焦虑，敬重他独负重担，还要受外人（有钱的）的讥笑，说这家子人太“小气”，行事应酬不大方，有点儿“寒伧”。

我的天生的感情可能较为丰富，是否有点“早慧”、“早熟”？自己闹不清，只是对事情感受很敏锐。除了代父心忧（家计），还代母心忧（家庭关系）。我有四个兄长，无有姐妹。大哥名震昌，早年学德国语文，成绩奇佳，未展所学，不幸早亡，这是对父母的一个极沉重的打击。二哥、三哥（名泽昌，字雨仁）都受亲戚影响去“学生意”，当学徒，一个是“钱行”，一个是“木行”，后来成了莫名其妙（自己不懂）的“小商人”。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婚姻问题，都是糊里糊涂被人愚弄的“说媒”方式的“作品”，而旧日“海河沟儿里”的女子，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再加上家庭环境不良，以致成为无知无教、坏脾气极大的“姑娘”，被我哥哥糊里糊涂地娶过来，三日之后本相毕露，把一个文雅优美的家庭搅得稀糟！为此，母亲天天伤心生气、流泪，而惹不起，也无可奈何。这一切，是我童年的另一层“不良感受”。

从那时起，我渐渐地认识了“人”的不同，因而又渐渐地思索着“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及至到了抗日时期，我居沦陷之境长达八年之久，我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悲天悯人”的境界。这究竟对不对？好不好？这倒不一定非“自叙”者来即时回答。因为自叙首先是摆出真实，供人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