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中央决定，归还社院校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曾召集全国政协、七机部、社院筹备组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当时，孙晓村、聂真、程浩和我都去过。开始时，我们认为很快就可以归还，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归还校舍一波三折，毫无进展。

回想当时召开的“归还校舍”问题会议，一般都是争执不下，不欢而散。全国政协和社院为一方，强调落实中央决定，强调非中共人士对恢复中央社院的强烈要求，强调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七机部应当归还社院校舍（当时，我们曾给主管统战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写报告，要求尽快落实中央决定，仲勋同志明确批示：“谁借谁还”）。而七机部为另一方，强调国防尖端科研的连续性、重要性、保密性，不宜搬迁，强调他们不是借用社院校舍，而是当时国务院拨给他们的，不存在“谁借谁还”的问题等等。总之，找各种理由，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不肯搬。

本来，中央决定基建兵司令部住房交七机部五院。如果这样办了，七机部也就没有理由不归还社院校舍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不可预见的因素，基建兵司令部的房子拨给了别的单位，这一来“归还校舍”问题就更困难了。我们心急如焚，而七机部则“稳坐钓鱼船”。

说实在的，为“归还校舍”，我们真是想尽了办法。光是向中央和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就不知有多少次，那时几乎都是我起草（有时朱作霖同志也起草），隔不多久就写一次。除了按正常程序汇报、呼吁外，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疏通”。我曾给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写过几次信，希望他帮助社院解决难题。胡是我解放前在北大学习时的老同学，解放后几十年从未联系过，这时也不得不求助于他。据了解，他把信批给有关部门解决。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依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基建兵司令部的住房不给七机部（这时已改为航天部）五院，五院不从社院校舍迁出，怎么办？出路何在？又经多次开会协商，直到1982年11月13日，中央办公厅召集有关各方开会商定：一、中央社院恢复，仍用原校舍。二、航天部五院用房向国务院提出报告另行解决。三、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航天部协商，为社院筹备组先腾出二三十间办公用房。会后，中办发了《会议纪要》。1982年11月24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工作报告提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要在1983年正式开学，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

这时，航天部又向中央写报告，建议社院另建，五院不搬迁为好。

1983年2月9日，国家经委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召集有关各方研究给谁新建问题。参加会的有几十人，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孙晓村、聂真、程浩和我都去了，会上又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最后，经委负责人提出四条解决意见：一、航天部五院新建。二、请中央拨款列入今年基建计划。三、地皮由北京市解决（航天部要求建在中关村，北京市当即表示只能在大兴或昌平选址新建）。四、航天部五院先退出部分房子供社院筹备、开学之用（对此条，航天部不同意）。这4条解决办法，我们是比较满意的。会后，经委将这4条报告了国务院领导人，得到同意。为执行这4条，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与航天部交涉，要求五院退一部分房子给社院，但毫无结果。(www.daowen.com)

1983年3月，航天部向国务院写报告，说五院新建，时间会拖得很长（该部负责基建工作的同志私下对我说，最快也要10年以上），要求给社院新建。同年4月，航天部部长张钧向国管局答复，还是建议社院新建，社院房子不能退。至此，国管局也感到无能为力，召开会议也无意义。经了解，航天部五院根本不想离开老社院这块“宝地”，他们知道社院拖不起。

弄清了这些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知道光讲道理、光着急、光生气是无济于事的。问题是1983年一定要办学，时间紧迫，这样争辩，无论如何也不能解决问题，受损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找出一种办法，既有理，又切实可行，能为各方接受，解决实际问题。经反复考虑，我们感到要靠五院新建恐怕是不可能了，看样子社院新建较为可行。我们把想法向全国政协汇报，得到同意后，以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名义起草了《关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校舍问题的请示报告》（由我起草），于1983年5月6日报送中央、国务院。《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央决定恢复社院一年三个月以来，为校舍归还问题进行协商的艰难过程。《报告》最后说：“总之，一年多来，社院校舍问题虽经中央决定，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多次开会协商或决定，但由于航天部坚持不退还校舍，故毫无进展，致使社院招生开学问题无法解决。对此，各民主党派及有关各方面反映强烈，意见很大。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去年五届政协五次会议已通过今年社院开学，现已刻不容缓，社院校舍若不迅速妥善解决，势将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报告》以建议形式，提出了解决社院校舍问题的两个方案供中央决策，第一方案是，“航天部退还社院原校舍，中央拨款给五院新建。”这个方案，我们知道是办不到的，但这是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方案，也经一定会议商定过，因此，还是要重申这个方案。第二方案是，“如果中央认为航天部五院迁出有困难，需要社院另建，我们也坚决执行中央的新决定。总之是要最后决策，不能再拖。但由于恢复社院迫在眉睫，为了尽快建成新校舍，希望中央拨专款，列专项，列入今年基建计划，建筑标准照旧。”这第二方案是被迫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当时是最佳方案。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秘书长彭友今在《报告》上署了名。

全国政协刘澜涛副主席5月11日批：“请杨静仁同志阅正后报中央。”为醒目起见，他对《报告》第二方案的全文都用粗铅笔加划，还在这段话的左侧加了两道加重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随即批：“拟同意政协报告的第二项意见，请星垣同志批示。”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于5月14日批：“请万里、依林同志审批，看来不给社会主义学院建房不行了。”万里副总理随即圈阅同意，姚依林副总理批示：“只能今年下半年做准备工作，明年开工。”

争议了一年多的校舍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当《报告》的批文转下来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算在中央社院复校道路上走完了第一步，今后要为重建新校舍而努力了。

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常常问，为什么中央社院不把原校址要回来？是的，我们何尝不想要。但一年多的波折，真可谓磨破嘴皮，写秃笔头，原校舍还是不可能回来。新建校舍才是唯一的出路。看完上面的这段不算完整的回忆，我想读者也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1992年10月，中央社院4万多平米的新校舍基本建成，举行了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作为过来人，望着这新的现代化的建筑群，看着邓小平同志为新校舍题写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金色校名，心中的确极为激动。回忆10年来的复校道路，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