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舞台上的低俗与卖弄，是花部与雅部争夺观众的手段之一。前文已述，《消寒新咏》曾记载京班“生旦诨谑，搂抱亲嘴，以博时好。更可恨者，每以小丑配小旦，混闹一场，而观者好声接连不断”的现象［1］（卷三），作者予以严厉的批评。此外，问津渔者还批评了花部宜庆班小旦王德官：“与庆和部小旦，余亦不必道其名，演《狐狸偷情》一出，场上预设纱幕，至其中以锦衾覆半体，假出玉笋双峰，矗然特立。而台下‘好’声接连不迭。”［1］（卷四）低俗之好尚竟至如此！花部中不涉低俗者，《消寒新咏》的作者予以充分的肯定，如石坪居士评芳官：“观其演《戏凤》、演《醉酒》，不涉风骚，独饶妩媚，洵京腔花旦中翘楚也。……余特表之，以药效闺秀而肆轻狂者。”［1］（卷四）然而，如芳官这样的“不涉风骚”者在花部中毕竟极少。相反，以低俗为时尚，依然风靡花部舞台，乃至京城的整个戏曲舞台。
受之影响，昆曲舞台上出现了取向低俗的卖弄习气。《消寒新咏》披露：“五福甚秀敏，效闺阃妆亦颇肖。但卖弄过当，每于不应笑处，忽复嫣然。未习淑女之规，竟染村妓之态，殊为可惜。”［1］（卷二）陈五福是最好的昆曲演员，以至于《消寒新咏》在品评具体戏码时，“惟五福官不载，独得其窍，不可言传”［1］（卷一卷首《凡例》）。这样的演员尚且不能免俗，何能冀望其他昆曲演员自律？可见媚俗卖弄的恶习在当时的昆曲舞台上是何等的猖獗！问津渔者评昆旦王喜龄云：“仆尝见其演昆戏，规模殊欠静细，不脱乱弹习气，特音韵尚佳，为可取耳。”［1］（卷一）王喜龄隶属集秀扬部，作为一个昆、乱兼演的班社中的演员，在演昆曲时不能脱离乱弹习气的影响，实在不足为奇了。然而，《消寒新咏》的作者对之是不能容忍的，对上述这些恶习，他们予以毫不留情的揭露，而对坚守昆曲“节操”者则给予了高度褒扬。如石坪居士评徐才官、刘大保二人合演的《玉簪记·偷词》：“曾见才官同大保演此剧，俨然半幅花笺，凑合百年好事。而若羞若怯间，确是深闺情致，无半毫野俗态。才官固媚而贞者，于此等处，尤足动人。若必效时派，故意卖弄，则尽失其本色矣。”［1］（卷三）此戏是极易演出“野俗态”的，但徐才官、刘大保二人并无卖弄，为当时京城的曲坛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总之，与一般观剧诗主要品题剧情或剧中人物不同，《消寒新咏》注重对昆曲演员演出技艺的讨论，作为昆曲表演史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昆曲表演历史及古代文人的昆曲美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献和理论价值。(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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