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寒新咏》作者们在对演员表演技艺的评论中,贯串全书的核心理论是,认为“最难摹仿传神”[1](卷三),昆曲表演以传神为最高标准。淡中取致,空处传神,是《消寒新咏》作者们所认定的昆曲表演的最高境界。[1](卷三)王百寿演唐明皇面对杨玉环被杀,内心痛苦而无可奈何,以不言不语的方式在空处传情,自是高妙。
《消寒新咏》作者们在对演员表演技艺的评论中,贯串全书的核心理论是,认为“最难摹仿传神”[1](卷三),昆曲表演以传神为最高标准。要实现传神,“惟会得曲中意外之意,方能绘出当日神外之神”[1](卷三),即演员必须对剧中人物的感情有深刻的体会。而正确处理体验与表现的关系问题,又是帮助演员处理好内心体会与舞台表演关系的关键。“戏无真,情难假。使无真情,演假戏难;即有真情,幻作假情又难。”[1](卷三)作者强调体验与表现两者要交融于演出之中,不可脱离。当然,“依样葫芦,无甚动人之处”[1](卷三),传神不是一味模拟,而要有所创新。
淡中取致,空处传神,是《消寒新咏》作者们所认定的昆曲表演的最高境界。石坪居士说,“戏有从淡中取致者。”[1](卷三)淡之至极,即为无声。大音希声,无声胜似有声,其境界之高,是雅静的昆曲有别于喧闹的花部乱弹的重要方面。徐才官演《西厢记·寺警》的莺莺,做到了这一点。而王百寿演《玉簪记·秋江》中的潘必正,“将当日别绪离情,从无词曲处体会出来,真能传不传之神者”[1](卷三),也做到了。“百寿官演戏,每于空处传神。即如《长生殿·埋玉》一出,事穷势迫,装出莫可如何之态,或人所能学步。独其垂头丧气,不言不语,又怨恨,又悲哀,种种难显之情,则此中难索解人也。”[1](卷三)王百寿演唐明皇面对杨玉环被杀,内心痛苦而无可奈何,以不言不语的方式在空处传情,自是高妙。而王百寿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高的表演水平,不仅是因为“娴音律”,而且因为其“终日歌舞不倦”[1](卷一),长期苦练而成。(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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