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部兴盛的乾隆末年，昆曲在京城的剧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然而一些文人对昆曲却情有独钟，把昆曲视作戏曲艺术的最高水准。《消寒新咏》的作者就是这一文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

《消寒新咏》的作者们对昆曲的偏爱，不仅体现在选择花部大行其道的北京剧坛中的优秀昆曲演员作为其品评对象，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具体评论中。如石坪居士明确表示：“余有昆戏之癖。”［1］（卷四）其对昆、乱态度明显不同：“余到京数载，雅爱昆曲，不喜乱弹腔，讴哑咿唔，大约与京腔等。”［1］（卷四）其评集秀扬部小旦倪元龄云：“初不属意，以武部声技，无当风雅。纵选得善才，度不免施娇作态，效儿女脂粉妆耳。岂似昆部，绘景传神，令人玩味不厌耶？”［1］（卷一）

问津渔者评三庆班旦角陈喜官谓：“余因偏好雅部，未尝留意其间。”［1］（卷四）之所以不喜欢花部表演，其解释是因为花部戏班“规模科白，俱不从梨园旧部中得来，一味热闹喧呶而已。”［1］（卷四）所谓“梨园旧部”当指梨园中的雅部昆班，其倾向性也十分明显。而之所以喜欢昆曲，则是因为“夫昆戏，乃文人风雅之遗。借端生意，寓劝惩于笑骂中，科白规模无不合拍。虽属子虚，断非不近情理者。稍涉于邪，即乱乎正。倚门卖笑妆，余未见其可也”。［1］（卷四）他反对“旦之徒工妖冶，以求时尚者”［1］（卷四）。为此，对于昆旦沈四喜当初演《天宝遗事》、《水浒记·借茶》、《义侠记·裁衣》等戏时“从未节外生枝”而击节称快［1］（卷四），但对其“不意后亦效颦，并至当场演剧时，以一足踢后裙”［1］（卷四），他不禁反问，“试问妇人女子闺门中有此举动乎？昆旦之淫野，始于彼一人！”［1］（卷四）深感“今与昔判若两人，几至不堪回首。惜哉！”［1］（卷四）(www.daowen.com)

铁桥山人对昆曲贴旦李玉龄装扮妖冶、表演有失典雅，提出批评道：“玉龄于数年前颇为庄雅，后则尽情调戏，想亦急欲传名，以争时好耳。”［1］（卷一）也流露出其对昆曲庄雅风格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