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勤

宋、元南戏的出现，不仅将中国古代戏曲史的发展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在中国文学叙事史上也有着里程碑式意义。利用鸿篇巨制叙述某一完整事件，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日趋成熟。能否很好地把握这一文学样式，充分发挥它的叙事功能，也是对处于社会底层文人叙事能力的一次考量。

我们知道，早期的叙事文学，与古代史官的“记事”、“记言”血脉相通，逐渐形成了史传文学。后世的人物传记、记事散文的发展，又往往借鉴了史传文学的既有成就。但在诗、文之类的正统文学中，大都以短篇的形式承担起叙事的使命。以诗叙事的，较长者不过是《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之类；而散文的长篇叙事，除史传及唐人传奇的某些篇章外，却不多见。到了宋代，随着生活内容的日趋丰富、复杂，人们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审视也愈加理性、细微，民间对文学叙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起自底层的民间说话艺人才将故事的讲述延伸至足够的时间长度，“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上述话本名目，无疑都是远迈前人的长篇。(www.daowen.com)

演述的故事由短篇向长篇发展，既是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使然，也是说话人为谋生计，在本伎艺的发展上所寻觅的一条出路。所讲故事，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为长期占据某一勾栏打下前期基础。同时，也吸引听众日复一日接着往下欣赏，不忍心离去，使文化产品的营销具有了长远的固定出路。产生在这一时段的《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等，皆与说话艺术的提高有关。同样，《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天宝遗事诸宫调》，也是民间说唱艺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当然，这类讲唱文学作品，大都是有所凭依的。这正如当时人所言，“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

（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引子》），是以史书或传说为依据来说古论今的，却不是凭空杜撰，而“说书四家”中的小说家，倒可以“随意据事演说”（宋·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引子》）。而南戏剧作，动辄以三四十出的篇幅，演绎一个完整的故事，既有讲史话本之规模，又有小说家话本“随意据事演说”之神采，还有诸宫调说唱伎艺之风韵，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