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都是音乐的文学，我们简直可以说是不同时代的同一种东西。由诗而词，词而曲，其变皆以渐。就其不同言，三者固各有各的特异之点，就其同者言，诗与词，词与曲，固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的。至于所以要变的道理，以前人，如顾炎武则归之于“势”^[2]，彭翊则归之于“自然”^[3]，都说不出什么道理。胡适之先生《词选序》云：

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www.daowen.com)

这正是《易·系辞》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不过，在这里，我们还须补充几句。唐人所唱，原为五、六、七言律绝，怎样会变成长短句的词呢？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诗、词、曲都是音乐的文学，音乐的曲调起了变化，文学的形式不得不随之而变化。隋唐之间，中国与印度之交通日繁，玄奘^[4]在印度既能见到《小秦王破阵乐》，以彼例此，印度曲调之流入中国者，一定亦很多。^[5]唐燕乐十部，除清商、巴渝外，皆外国之乐，而西域诸国之乐，无非是印度伊兰之旧谱。天宝末，明皇诏道调法部与胡部新声合作，于是旧调全变了。宫廷如此，民间可知。大概民众的思想比较活动，不如文人的固执少变化。当时曲调既起了变化，而文体仍用旧形式，思想活动的民众首先感到不适宜，于是遂破整齐的五、六、七言，随着曲调变成长短句了。还有一层，我们须注意，由长短句的乐府诗变成五、六、七言律绝，再由律绝变成长短句的词，这并不是退化，是复古，因为词的格律比乐府诗精密得多，虽同为长短句，而实际并不同，所以这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