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的幼子死后，也就是630—631年，围绕着谁应当继承汗位的问题，阿瓦尔国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伯颜的孙子缺乏团结汗国内各个民族的声望，居然与一位保加利亚贵族竞选起了阿瓦尔汗位！虽然在选举中险胜，但保加利亚人指责他舞弊，要求重新计票。结果，保加利亚人遭到阿瓦尔军队的镇压，被迫四散逃命，从此开始了他们与阿瓦尔人的长期对抗。

保加利亚人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前文中曾多次提及，此处应当再予以总结。“保加利亚”即柔然语中的“步鹿真”，是一个较常见的柔然名字。保加利亚人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欧洲，他们的西迁分两波进行：463年左右，柔然可汗吐贺真发动西征，间接地将奥吾尔人、撒拉吾尔人和奥诺吾尔人赶入欧洲；一年后，吐贺真可汗猝死，其前锋部队库提吾尔和吴提吾尔两部落因而滞留在东欧；584年左右，保加罗斯酋长逃离江河日下的西突厥汗国，与可萨等人一同来投奔阿瓦尔汗国。最后，保加罗斯的部下与库提吾尔、吴提吾尔、奥吾尔人和奥诺吾尔人四个部落融合为保加利亚民族。

这个民族的主体与阿瓦尔人一样，都来自亚洲辽阔的蒙古草原。他们也和突厥人一样，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也掺杂进了许多中亚和东欧民族的成分。不过，刚刚挺进欧洲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黄种人血统，这是很清楚的。总之，保加利亚人与阿瓦尔人本来毫无区别，只是因为来到欧洲的时间不同，而发展为两个集团，他们之间的争斗纯属兄弟阋墙。

为了躲避阿瓦尔军队的追杀，有9000名保加利亚成年男子携带家眷，西迁到当时受法兰克人控制的巴伐利亚地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但到了次年，法兰克人即在阿瓦尔人的压力下，向他们发动袭击，结果只有700人在一个叫“阿济格”（Alzeco或Alciocus，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就叫这个名字）的人带领下，逃到阿尔卑斯山东部，与统治当地的斯拉夫贵族瓦卢克（Walluc）相依为命。法兰克人这一系列支持阿瓦尔人的行动，也导致他们与萨莫国王反目成仇。经过两年鏖战，萨莫成功地击退了法兰克人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阿瓦尔汗国的这场内乱持续了大约五年，最后伯颜的孙子保住了阿瓦尔可汗的头衔，但却丧失了大部分领土，统治范围被局限在喀尔巴阡山脉与萨瓦河之间。还有一部分阿瓦尔人丧失了与可汗的联系，躲进高加索山区避难。夹在这两支阿瓦尔人之间的，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北的东斯拉夫人和以东的保加利亚人，以及萨瓦河以南的南斯拉夫人。他们的相继独立，奠定了今日东欧和中欧政治版图的基础。从此以后，阿瓦尔汗国便沦为欧洲的二流政权，不能再对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这样的欧洲强国形成威胁。随着他们对外侵袭次数的减少，这个政权也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在脱离阿瓦尔汗国独立的各个政权中，“大保加利亚汗国”（Megale Bulgaria）是不能不提的名字。这个汗国在635年左右建立，疆域囊括今乌克兰全境和俄罗斯西南部，西至喀尔巴阡山脉，与阿瓦尔汗国接壤，东至伏尔加河东岸，与可萨突厥汗国接壤，是当时东欧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就像“阿瓦尔”与“阿拔尔”两词可以通假一样，伏尔加河的名字“Vulgar”就是“Bulgar”的斯拉夫化，“伏尔加河”完全可以改写为“保加利亚河”。

大保加利亚汗国的创始人名叫忽必烈（Kubrat、Kuvrat或Quetrades，即蒙古语的Kublai），与其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名字，还不如说蒙古人借用了保加利亚名字。早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的祖先就与东欧的保加利亚人有过文化交流，就连“蒙古”（Mongul）一词也来自528—535年在位的库提吾尔酋长木哥儿（Mugel）。

忽必烈出身于奥诺吾尔部落的王室咄陆（Dulo）家族，这个名字把他们与630—634年在位的西突厥咄陆可汗联系到一起，两者的活动年代也大体相符，可能有些亲缘关系。阿瓦尔汗国兴起后，奥诺吾尔人逐渐压倒了以往实力占优的库提吾尔人，成为保加利亚人中的主导部落，咄陆家族也随之压倒了库提吾尔的艾米家族（Ermi），成为唯我独尊的保加利亚王室。有些学者怀疑，咄陆家族原本不是奥诺吾尔人，而是在584年左右随保加罗斯酋长逃离西突厥汗国的那一批人，后来夺取了奥诺吾尔酋长的位置，他们曾长期受突厥人统治，并与之混血。

伯颜的幼子在619年袭击伊拉克略期间，忽必烈曾作为阿瓦尔使者，陪同叔父奥尔干（Organa，疑似《魏书·官氏志》记载的“若干氏”）一同拜访过君士坦丁堡，或是充当人质。在那里，叔侄两人皈依了基督教，伊拉克略还担任了他们的教父。因此，奥尔干与忽必烈成了阿瓦尔国内重要的亲拜占庭分子。630年骚乱发生时，奥尔干已死，奥诺吾尔酋长的职位由忽必烈继承。他尽力收留东逃的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特别是吸纳库提吾尔人，终于建立起足以与阿瓦尔汗国和可萨突厥汗国抗衡的大保加利亚汗国。忽必烈的建国事业还得到了拜占庭帝国的大力协助，成功以后，君士坦丁堡当局还赐予他贵族头衔。就这样，当拜占庭人忙于抵挡阿拉伯人的进攻之时，大保加利亚汗国却在东欧尽情扩张着势力。

拜占庭人无法阻止阿拉伯军队的攻势，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西亚和北非领土。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属邦，萨珊波斯帝国自然也难逃厄运，在651年结束了已经绵延四个多世纪的寿数，接受了被阿拉伯帝国征服的命运。阿拉伯人在吞并波斯以后，又大举北上，围攻可萨突厥汗国的首都巴兰贾（Balanjar，今俄罗斯达吉斯坦境内），但被击退，伊斯兰教因而未能传播到高加索山北麓。

与此同时，中亚霸主西突厥也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部落接受唐朝的统治。659年，末代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被唐将苏定方击败俘虏，残余的西突厥部落一部分投降唐朝，一部分投奔了可萨突厥。可萨突厥汗国由于新加入的西突厥难民而实力大增，开始向西方扩张，大保加利亚汗国首当其冲。此时正逢忽必烈可汗去世，五个儿子各自为政，分裂的保加利亚汗国因此成了可萨突厥可汗可噶（Khalga）与卡班（Kaban）的理想猎物。

需要指出的是，可萨突厥人有并立两位可汗的习惯，一位可汗平常只负责宗教事务，地位较高，相当于国家元首；另一位可汗主管军国大事，也叫“可汗匐”（Khagan Bek，“匐”的意思是头目或官员），相当于政府首脑。可萨突厥军民如果对可汗匐的工作很不满意，就会奏请可汗，将可汗匐罢免或处死，推选另外一人担任这个职务，从而有效地杜绝了个人的长期独裁和腐败利益集团的产生。

660—670年忽必烈的长子巴颜（Bayan或Batbayan）在亚速海北岸输给了卡班可汗，他的政权随即灭亡，残部向可萨突厥人投降；次子听说长兄败亡，便投降了卡班可汗，得以继续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这些臣服可萨突厥汗国的保加利亚人被叫作“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或“鞑靼人”（Tatar），也就是“大檀的民族”；三子绕过阿瓦尔汗国西迁，到阿尔卑斯山区去投奔阿济格；四子库伯（Kuber）率众西迁到多瑙河中游，向阿瓦尔汗国臣服，史称“多瑙保加利亚人”；排行第五的小儿子阿斯巴鲁赫（Asparuch）退保顿河西岸，他领导的保加利亚部落是唯一没有遭到可萨突厥人攻击的。但在东方敌人的强大压力下，阿斯巴鲁赫也准备到西方去碰碰运气，新的欧洲民族迁徙浪潮一触即发。

忽必烈的三子比较倒霉，他刚刚与阿济格会合，就赶上斯拉夫国王萨莫去世，法兰克王国和巴伐利亚等邻邦纷纷东侵，企图瓜分中欧的斯拉夫领土。阿尔卑斯山区的斯拉夫人原本都依靠萨莫的庇护生存，现在都自顾不暇。忽必烈的三子与阿济格商量后，认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和以往的许多中欧民族一样，翻越阿尔卑斯山区，到意大利去投奔伦巴第人。但他们就像是群乌鸦一样，向经过的各个国家传播着霉运和灾难。(www.daowen.com)

662年，已经取得贝内文托公爵头衔的格里莫尔德起兵造反，杀死伦巴第国王哥德佩特（Godepert），并自立为王，哥德佩特的弟弟佩克塔里特（Perctarit）逃奔到阿瓦尔汗国避难。格里莫尔德原本就与阿瓦尔人有杀父母之仇，这下子更受刺激，便派使者去威胁阿瓦尔可汗说，如果不把佩克塔里特引渡给他，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就会终止。

正如200年前柔然汗国与哒汗国的关系那样，此时已大为衰落的阿瓦尔汗国不仅无法再号令以往的属国伦巴第，反而经常有求于它，因此不敢得罪风头正劲的格里莫尔德，但也不忍把来投奔自己的人逼上绝路，就秘密安排佩克塔里特逃往法兰克王国。后来，佩克塔里特又去了英国，在那里对阿瓦尔人的好客与善意赞不绝口。就这样，当年从阿瓦尔战俘营中侥幸逃生的格里莫尔德取得了整个伦巴第王国的统治权，其臣民中也包括不远万里来到意大利的保加利亚人。

在这场伦巴第王国的内战期间，忽必烈的三子从人间消失了，年迈的阿济格成为意大利境内保加利亚人的唯一首领。前国王哥德佩特曾许诺封阿济格为公爵，这些保加利亚人因此颇受忌惮，被安置在格里莫尔德的根据地贝内文托，后来渐渐地与当地人融合。

格里莫尔德的篡位行为，激起了一批伦巴第贵族的义愤，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亲戚——弗留利公爵卢普斯（Lupus）。663年，格里莫尔德听说卢普斯已经与拜占庭人结盟，十分惊恐。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他再次向阿瓦尔汗国派遣使者，请可汗去攻打卢普斯。就像伯颜可汗的幼子当年攻打他父亲吉苏尔夫一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阿瓦尔军队经过三天苦战，再度攻陷弗留利，并杀死了卢普斯公爵，帮格里莫尔德巩固了王位。这也是阿瓦尔军队最后一次向境外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个民族极少出现在史书中，而保加利亚的名字却变得越来越响亮。

670年左右，忽必烈的小儿子阿斯巴鲁赫突然渡过多瑙河南下，在征服了七个斯拉夫部落之后，很快就推进到巴尔干山脉，定都于黑海西岸风景如画的海港瓦尔纳（Varna）。他有意把七个斯拉夫部落安置在喀尔巴阡山区定居，用以抵御山脉西麓的阿瓦尔汗国。

随着保加利亚汗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崛起，拜占庭帝国的实力遭到削弱，阿拉伯人于是在678年大举围攻君士坦丁堡，形势一度非常危急。幸而有希腊火的帮助，阿拉伯舰队被焚毁，君士坦丁堡这才像半个世纪以前遭遇阿瓦尔人和波斯人围攻那样，勉强度过时艰。几个月后，阿瓦尔可汗就向君士坦丁堡派来使节，祝贺拜占庭军队取得的胜利，并请求加强双边关系，以便联合对付阿斯巴鲁赫。但没过多久，阿瓦尔汗国内部再次发生政变，导致可汗失势、叶护坐大，汗国从此陷入更深层的内讧之中，再也没有能力向外大规模投放力量，679年的使团于是成为最后一支拜访拜占庭帝国的阿瓦尔使团。

战胜阿拉伯人，大大增强了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os Ⅳ）的信心。680年，他不顾阿瓦尔汗国因内乱而无法派遣援军的不利局面，率领大军御驾亲征，企图把新兴的保加利亚汗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但在保加利亚骑兵的游击战术面前，拜占庭军队一筹莫展，艰苦的行军还导致君士坦丁四世突然中风，于是被迫撤退。

当他们渡过多瑙河时，阿斯巴鲁赫的部队乘敌人半渡出击，大获全胜。次年，拜占庭帝国便被迫割让大片领土给新兴的保加利亚汗国，并开始向阿斯巴鲁赫支付岁赐。由于保加利亚汗国的崛起，拜占庭与阿瓦尔这两个老对头此后不再接壤。没有了共同边界，也就没有了可以争斗的目标和了解对方的必要。

击败君士坦丁四世以后，保加利亚汗国占据着东至黑海、西至多瑙河东岸、南至巴尔干山脉、北至德涅斯特河的广大地区，丢失给可萨突厥的领土，由夺来的拜占庭领土得到了补偿。拜占庭帝国每年上缴的大笔贡金，使阿斯巴鲁赫拥有充足的经济实力，用以在瓦尔纳西方的丘陵地带建设新首都普利斯卡（Puliska）。为了防备可萨突厥的进犯，阿斯巴鲁赫有计划地将多瑙河北岸的各个民族迁徙到南岸的新占领土，并把保加利亚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以监视那些附庸民族，特别是朝三暮四的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因而告别了在草原和森林中的牧歌生活，转而定居在城市周围，并开始学习耕种技术。

这说来简单，其实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游牧民族在征服农业民族后，通常会变身为地主和游手好闲的小市民，而不会乐意去学习耕种。和放牧相比，种田实在是件苦差事，汉、魏、晋等中国朝代都曾经教归附的南匈奴人耕种，但一直不能成功，由此可见阿斯巴鲁赫的历史贡献有多大。

农耕民族普遍安土重迁，缺乏扩张的动力，阿斯巴鲁赫的保加利亚汗国也是如此。保加利亚贵族普遍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纷纷皈依基督教，而下层人民则向斯拉夫人靠拢。他们大量与斯拉夫人联姻，学习在巴尔干半岛上更加流行的斯拉夫语言，以利于交流。仅仅用了300多年时间，保加利亚人就从一个源于亚洲的草原民族演变成了近乎纯粹的欧洲斯拉夫民族，他们从文化到血统都与斯拉夫人相似，而与同为柔然人后裔的亲戚阿瓦尔人反倒有了天壤之别，只有少量姓氏和习俗还能让人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古代的亚洲草原。

阿斯巴鲁赫的成功和阿瓦尔汗国的衰弱，深深刺激着依然臣服于阿瓦尔人的各个民族。683年，忽必烈的四子库伯在投奔阿瓦尔人约20年之后，被部下拥立为执政官（Archon），并宣布独立。阿瓦尔可汗对此忍无可忍，发起猛烈反击，经过六次会战，库伯最终取得惨胜。阿瓦尔汗国丧失了多瑙河南岸的全部土地，而库伯也被迫放弃已经在战火中化为废墟的首府西米翁城，率领七万人种混杂的部下南迁到马其顿，向拜占庭帝国臣服，拜占庭人称他们为“西米西安”（Sermisianoi），也就是“西米翁的居民”。

这个由多瑙保加利亚人建立的政权史称“第二保加利亚”，以便与阿斯巴鲁赫创建的“第一保加利亚”相区别。和五弟阿斯巴鲁赫不同，库伯并非世袭的国君，而是一位民选的官员，他创立的第二保加利亚是一个共和国，其居民又几乎全都是基督徒，这使他们更快地与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融合，而且始终与拜占庭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库伯起兵时年事已高，690年前后就去世了，他建立的保加利亚共和国随之无声无息地被拜占庭帝国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