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皇帝被誉为“欧洲的孙武”，因为他是欧洲第一个撰写纯军事理论著作的人。以往的西方军事家也喜欢著书立说，但要么偏向于军事史，将兵法融入对战例的叙述之中，要么局限于专项论文，如箭楼的建造使用，或是骑兵的战术。在登基之前（580年左右），莫里斯将前人的军事思想集大成并理论化，写下军事名著《战略学》（Strategicon），至今仍是西点军校的必读书。

在古代西方，“战略”这个词指的范围比它的现代定义要宽泛，本义是带兵打仗的方法，即汉语的“兵法”。汉语“战略”的本义其实也与此类似。西晋人司马彪写过一本叫《战略》的书，其实根本没有军事理论，而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军事史。莫里斯的《战略学》讲得虽然比较理论化，但以现代观点来看，主要还是战术层次上的东西。

在《战略学》中，莫里斯对阿瓦尔人推崇备至，认为他们“非常有军事经验，值得学习……他们的生活就是战争，一听说要打仗就欢欣鼓舞……他们擅长迷惑对手，对战机的把握非常精准，从不与敌人硬拼，更喜爱伏击和突袭，或是将敌人拖入后勤匮乏、精力涣散的绝境……他们不像波斯人和罗马人那样，把部队死板地分成左、中、右三军，而是分成许多支较小的部队，以便更加灵活地运动……当战局不利时，他们从不轻易放弃，而是想方设法拖住对手，伺机而动，往往能转败为胜；当敌人败逃时，他们也不像别的民族那样，忙着在战场上抢劫财物，而是坚定地追击敌人，直到把他们彻底消灭为止……这些人终生坐在马背上，从不下地，一旦下地，也不会用双腿走路，因为他们自幼就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从未学过走路……他们过度依赖马匹，一旦牧草不足，就立即陷入困境。他们习惯于携带多匹战马出征，以便随时更换，因为战马如果有伤病，他们没办法步行走回家。大量的战马与人员混杂在一起，常常令侦察兵迷惑，无法算出敌人的数目究竟有两万还是三万。作战时，他们会安排一小批士兵在后方把守多出来的战马，这是敌军的好机会，如果能袭取这些防护薄弱的战马，就会沉重地打击他们……他们的装备包括鱼鳞甲、弯刀、弓箭和长矛，大多数人会拿两种兵器上战场，通常把长矛挎在肩膀后面，弓箭则拿在手里，以便在不同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兵器。他们人人弓马娴熟，连战马也都披甲，通常是铁或皮革做的，保护战马的脖颈和胸部”。

在军事方面，阿瓦尔人向来不故步自封。这个民族自古就重视科技，他们的祖先柔然予成可汗就曾经多次试图从南齐引进指南车和漏刻等机械。到了欧洲以后，阿瓦尔人一直在积极学习欧洲独有的军事科技，引进比直剑更适合骑兵使用的斯基泰弯刀就是一个好例子。每支阿瓦尔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都设法在当地购买武器，越多越好。伯颜非常欣赏拜占庭工程师，或使用外交手段或高薪聘请，拉拢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始终厚待战俘，从不让他们受冻挨饿，这与同时代的其他统帅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在扩张到多瑙河南岸之后，阿瓦尔骑兵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们赖以生存和战斗的宝贵马匹，越来越多地开始跛脚。这些为爱驹生病而心痛的骑士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在原罗马帝国版图内，许多道路都是石板路，而不是东方常见的土路。古罗马石板路非常坚固耐久，有些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比如意大利南部著名的阿庇安大道（Via Appia）。但正因为如此，它对马蹄的磨损非常厉害，加上古老的石板路在乱世疏于修整，往往坑洼不平，就更容易使战马瘸腿。阿瓦尔人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没法在南欧立足。

为了让战马在石板路上安全地跑起来，阿瓦尔人从拜占庭人那里引进了马蹄铁。当时的马蹄铁并不是一块钉在马蹄下方的U形铁板，而是像手套一样，包裹住大部分马蹄，并在侧方用铁钉加固，看上去有点像船，所以又叫“掌船”。这种钉马蹄铁的方式其实不大科学，容易在马蹄侧方制造很深的划痕，到近代终于被钉在马蹄下方的U形铁板取代。古代东方战马都在松软的土路上奔驰，不会遇到石板路，所以成吉思汗的战马都没钉马蹄铁。阿瓦尔人为了经营南欧，才特意引进了这一技术。

除了马蹄铁之外，阿瓦尔人还从拜占庭人那里引进了马刺。为了催动马匹加速前进，古人都用马鞭抽击马的臀部，可是那里皮糙肉厚，效果不大理想。马最敏感的部位是腹部，但正如中国成语“鞭长莫及”所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马鞭打不到那里。在境况紧急的时候，骑手见鞭打无效，往往会用脚后跟踹马腹。安置在脚后跟的马刺成为这一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它也许是东欧的色雷斯人或斯基泰人的发明，但将它推广开来的是罗马人。从此以后，欧洲战马腹部经常被马刺扎得鲜血淋漓，甚至因此发炎死亡，可以说有些过于残忍。在东方，这种装备不受欣赏，至今仍然没有普及，但是古代的阿瓦尔人却学得很快。(www.daowen.com)

就这样，柔然民族使马匹的装备全部正式成型。虽然有些细节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毫无疑问，阿瓦尔骑兵的装备之齐全，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

热爱学习的伯颜可汗一手缔造了如此伟大的骑兵，他领导阿瓦尔民族在短短20年内，从浪迹天涯的难民发展为当之无愧的欧洲第一军事强国。而自581年起，突厥汗国进一步分裂，不断的内战已经耗损了他们的实力。同年，可能有柔然血统的杨坚登上了皇位，改国号为隋，并立即与突厥中最强的沙钵略可汗相互攻击。对阿瓦尔人来说，现在应该是向突厥人复仇的好时候了。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伯颜可汗却偏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以往，包括《罗马帝国衰亡史》和《草原帝国》在内的各种历史名著，都把伯颜去世的时间推到602年之后。然而，自从583年开始，也就是伯颜智取西米翁城后一年，阿瓦尔君主的名字就不再被史料提起，伯颜是唯一一位我们了解其名字的阿瓦尔可汗。583年5月，拜占庭使者提奥范（Theophanes）出访阿瓦尔可汗庭时，觐见的阿瓦尔可汗应当是伯颜的长子。后来，伯颜的小儿子还会继承兄长的位置，这与其他史料说伯颜有两个儿子相继称汗吻合。所以，伯颜可汗驾崩的时间不是602—610年，而是583年年初。583年后西方人所谓的“阿瓦尔可汗”，都是指伯颜的长子。

纵观伯颜的生平，可以说是一场近乎完美的喜剧。他克服了各种困难，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总是保持开朗、幽默的心态，善于学习和创新，在外交场和战场都表现非凡。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领导人，他虽然打过许多胜仗，但从未以屠杀为乐，实在是难得。无论下属、朋友或敌人的意见和要求，他都认真听取；对于拒绝服从他指令的人，他也不轻易动用武力，而是努力用言语和财富去争取。正如他的名字“伯颜”的含义“财主”那样，他很有商人的天赋，善于讨价还价，精于算计，特别重视经济利益。不过，因为宁愿弃虚荣而取实利，他也办过一些丢脸的事情，使自己在历史上的名誉受损。相比而言，阿提拉就显得大气许多。不过，阿提拉的帝国在他死后仅一年就土崩瓦解，伯颜的帝国却还将在他死后延续两个世纪。

总而言之，伯颜是一位有趣、精明而又实际的君主。但他的儿子上台之后，将会执行比父亲更加激进的战略，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阿瓦尔人是幸运的，他们有一位勇敢多智的大可汗；阿瓦尔人是不幸的，他们的可汗留下了一堆败家子。阿瓦尔人很幸运，因为多瑙河对岸的拜占庭不知道三国应该如何演义；阿瓦尔人很不幸，因为萧墙内冒出一个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