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但是他亲眼看到了隋朝的灭亡，看到了农民起义军力量的强大，因此，时刻铭记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认为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使有才能的人为他尽心尽力。

建国之后，唐太宗提拔魏徵为谏议大夫，让他随时随地指出自己治国之中的过失。有一次，他问大臣魏徵，君王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非常赞成这个见解。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古时候，把统治者听取不同意见，判断是非，然后采纳正确的意见，叫作“纳谏”。唐太宗很注意纳谏。他鼓励大臣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对，他都认真地接受，哪怕是批评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派人征兵。有个大臣建议：只要是身强体壮的男子都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说：“我已发布诏书，你为何迟迟不发？”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征兵同样如此，如果按您的命令，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承担呢？”唐太宗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能息怒。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能算讲信用吗？”唐太宗吃惊地问：“我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东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两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人又被征为兵，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岂能做出此等不讲信用之事？”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于是，唐太宗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这以后，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徵了，并且提升他担任了太子老师这样高级的官职。

还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就把原住在官舍中的随行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官吏。魏徵说：“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的处所，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照顾官员的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那个官吏了。

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因为怕得罪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次，他询问房玄龄：“自古以来君主都不能看本朝的历史，这是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个好的史官会如实地记录君主的功与过。而君主若看到自己的过错被史官记录下来，那么史官就危险了，所以才有这一规定。”唐太宗坚持要看看本朝的历史，房玄龄把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历史材料整理好，送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细致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况，并说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隐讳，因为这是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事情。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仍然不断地给予唐太宗正确的建议，不时地指出唐太宗的过失之处。(www.daowen.com)

唐太宗不仅能纳谏，而且还时常鼓励大臣向自己纳言谏行。唐太宗刚登基的时候，处事特别严肃，吓得大臣都不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事作风，缓和气氛，为大臣进谏创造条件，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一个犯人判处死刑，大臣孙伏伽批评太宗，说他对没有犯重罪的人滥加酷刑。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评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为了给大臣创造评论朝政的条件，唐太宗建立了一种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够及时地了解朝廷内政，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出。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甚至一个地方官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自此，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劝谏与纳谏的风气。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公元643年,魏徵死了，唐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并说：“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公元645年，也就是魏徵死后的第三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劳民伤财，损失惨重。回来的时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徵，十分感叹地说：“假如魏徵在世，他一定不会让我有这番举动的！”

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唐太宗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