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伽达默尔在对狄尔泰等人所代表的传统解释学进行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构建起了自己理论的基本风格。其诠释学理论赋予理解以本体性，并提出了关于理解的解释学的基本原则。

何谓“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基于各自的历史背景，通过对话达成互识和共识的主体间交往活动。为了说明这一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伽达默尔提出了“前见”、“效果历史意识”、“视域”、“视域融合”等核心概念。所谓“前见”，是指在理解之前，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一个先行的理解视角或价值取向。“效果历史意识”是指个体总是倾向于从自己的社会处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及他人的意识。“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54]“视域融合”是指理解者的视域与理解对象的视域不断进行交流，各自扬弃原有的视域，从而使自身视域得以生成和扩展，并产生新的理解意义。伽达默尔赋予理解以本体论意义。他指出，“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55]。理解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人以“理解”而存在，在“理解”中感悟生命，在“理解”中筹划未来。理解从根本上说是理解主体筹划和实现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精神建构活动。

（一）理解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

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的释义学作为诠释学建构的起点。海德格尔提出，释义学的理解无关乎正确解释，而只关系“此在”自身可能性的展开。“理解（或领会）不是认识论的操作，而是我们生存的基本方式。理解体现了我们的存在，理解是我们筹划意义，筹划我们存在方式的过程。”^[56]伽达默尔指出，诠释学在表面上好像是提供正确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但在实际上理解所表征的是人本身的存在方式。通过理解，人能够深刻感受到其存在的原始理解性，并由此彰显出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伽达默尔指出，“我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或对理解的独特说明，而是为了揭示所有理解方式都共同具有的东西”^[57]。这个共同的东西即理解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先于主体性的理解行为问题，也是先于理解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及其规则。理解在这里就是本体论的，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的序言中指出：“我认为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理解’并不只是主体诸多可能性行为之一，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58]因而，诠释学的含义体现为：人以“理解”而存在，即在“理解”中感悟生命，在“理解”中筹划未来。伽达默尔提出，只有“理解”被看成是本体论的，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理解循环”的问题。他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即“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先行理解’的预觉运动所规定的。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了，而是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59]。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而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理解的“前见”与“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又被翻译为“偏见”或“成见”）是解释者对世界的开放性，是理解的前提和条件。他指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60]。伽达默尔将理解寓于历史性之中，这体现为其效果历史意识及其对前见的合法性辩护。他指出，“解释者不需要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而直接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的正当性”。伽达默尔认为，“‘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它的概念包含它可以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价值”^[61]。伽达默尔主张我们应恢复“前见”的合法地位，即坚持合理的前见，克服不合理的前见。他说：“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对待人类有限的历史存在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前见概念恢复名誉，并承认有合理的前见存在。”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作为解释主体的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而文本自身更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性。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伽达默尔把人总是从自己的社会处境出发去理解前人和他人的思想的情况，称为“效果历史意识”，即历史对人总是产生一定效果的，人总是在一定历史的影响下去解释事物的。由此可见，历史性与主体性是内在地融合在一起的。

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先有”、“先见”、“先把握”统一称为“前见”或“偏见”，并认为前见是历史给予的，人无法对其选择，也永远无法摆脱。前见作为主体的认知结构，一方面是每个人在历史中进行理解的起点，限定了每个人理解视野的广度和深度，使理解不能做出超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又使人在历史中向人的可能性的存在开放，开创出新的人生、新的人类未来。因而，伽达默尔强调，前见是解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与此同时，他对合理的前见与盲目的前见进行了区分，提出只有“时间距离才能使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才能把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区别开来”^[62]。因此，主体只有在历史性之中才能真正完成理解，效果历史是一种主体性与历史性融合为一体的过程。(www.daowen.com)

伽达默尔在对前见进行合法性辩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理解的本质就是视域融合。“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63]。由前见所构成的视域的变化就是视域融合，它指解释者现在的视域与对象所包含的过去的或者说传统的视域融合在一起，从而为解释者产生一个新的视域，即解释者将获得一个包含自己的前见在内的新的观念。解释者的前见的开放性，其实就是指视域融合，即“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的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的整个见解的关系中”^[64]。伽达默尔强调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他将视域融合描述为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也就是说理解者和解释者应该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样，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与现在、客体与主体、自我与他者、陌生性与熟悉性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总之，伽达默尔认为，前见是理解的前提和条件，视域融合是理解的本质。

（三）理解的文本观

伽达默尔指出，文本意义是“一个有待读者开发的新的释意的空间”，是一个“开放性的有待读者去填补和再创造的符号链”，而这正是文本“鲜活的生命源泉”。他认为必须将文本置于与人的关系中来讨论其意义，即在人与文本的对话或对文本的理解中去思考文本的意义。他指出，理解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文本与世界具有同质性，即人通过理解文本进而理解世界。他认为，文本并不是作者唯一的主观表达，只有当解释者与文本进行对话时，文本才真正存在，才有意义。文本只有被解释者理解和感知，它的意义才能得以实现。文本的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解释者给定的，因而，文本对于不同解释者具有不同的意义。文本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文本具有历史性。文本的历史性的第一个意思是指文本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时间之中的。文本诞生时是一个历史时间，人对文本的理解是另一个历史时间，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间。前一个历史时间是确定的，但是不同的人对文本的理解时间是不同的，因而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历史时间中的文本对于不同时期的人来说也是不同的，这呈现了文本的历史性特征。文本的历史性的另一个含义是指文本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二是文本具有意义的生成性。文本意义的生成性是指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确定的、终极的和客观的，而是在不同的视域融合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文本意义之所以具有生成性，一方面是由于文本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理解主体也具有历史性。由于每个人的历史特殊性不同（即成见不同），所以每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就会不同，也就是说理解具有历史性，理解的实质就是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理解的历史性是指理解是当下历史性的理解，“理解者无法超脱其历史处境而达到纯粹的客观性理解，所以融合就是在当下历史性中对无限真理的融合过程，对无限意义的探寻过程”^[65]。

（四）理解的对话性质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回到对话辩证法，实现了从独白主义向对话哲学的转变。”^[66]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以交互主体性为前提的，诠释学的实质就是主体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伽达默尔继承了柏拉图的对话哲学思想，将读者与作者、文本与解释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话关系，而对话本身包含着一种问答逻辑。为了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我们自己必须开始问问题，也就是必须在我们视域内重新构造文本提出的问题，而我们重新构造的问题不能不超出文本所提出问题的历史视域，而重新构造问题的答案也不可能只是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答案。这种问答过程，就是文本和解释者视域融合的一种过程。也就是说，理解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放弃自己的视域进入文本的视域，也不是简单地把理解对象纳入解释者的视域，而是解释者不断地从自己原有的视域出发，又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域，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带着问题开展的对话，在问和答的对话过程中解决问题，对话是理解的途径。“理解对象的意义是在与理解者的对话中实现的”，只有通过与理解者的对话才能揭示理解对象的意义。“理解活动根本上来说是语言性的，是一种无穷的对话过程”，理解过程就是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过程，而对话的本质是一种双方彼此敞开、彼此共享，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在成功的谈话中谈话伙伴都处于事物的真理之下，从而彼此结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谈话中的相互理解……是一种让我们进入使我们自身有所改变的公共性中的转换。”^[67]这种共同性是通过相互对话达成的，真正的对话意味着要考虑对方，设身处地看待他人的观点并取得一致意见，“对话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的过程”^[68]，对话更重要的是彼此敞开心扉和接纳对方的观点，倾听、理解对方。由此可见，理解是在不同主体间进行的。在对话或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双向的主体交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