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　叟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杨绍周先生《解放前天津吃红白饭儿的》一文《奢靡婚丧几例》举出殡二例：民国九年（1920年）李纯出殡与隆聚顺卞家出殡。于后一例说：

大概是隆聚顺经理卞荣卿的母亲，这位老太太有存款二十万元，儿子为母亲的生荣死哀，又另提出现款五万元，扬言连同老人的存款尽数办理丧事。……总其所花殡葬费用仅用了老太太存款二十万尚有富余，……（页242—243）这一例开头称“大概”，颇疑出于展转传闻，故与事实颇有出入。

我家过去在天津富户中亦曾以出大殡著称，当时识者即讥之为“劳民伤财”。(www.daowen.com)

我生也晚，在民国元年。往日闻家中长辈言，得知在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1895年），我家颂清卒于甲午八月十九日（1894年9月18日），以在中日战争期间，丧事从简。（其实比一般中产之家仍费得多）及荣卿奔生母之丧（甲午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13日），去前丧仅四个月，踵事增华，办得视前为奢。虽也引起一些议论，但在当时清朝制度尚有君臣品级的限制，风气不似后来的奢靡无度，物价亦远较后来为低，所费自不能与二三十年后比拟。而且我家尚未析产，私房纵有存款，也绝难达到20万元之数。当时荣卿之上，尚有父叔三人无论在隆顺或隆聚，他均不能担任经理之职。凡此种种，杨文所云，皆属传闻失实，亦为讲掌故者之所忌。

就我所知，我家遇有丧事，老辈比中年以下者为隆重。甲午、乙未之后，老辈丧事有：煜光夫人（1898年）、士清夫人（1901年）、荣卿嗣母（1908年）、煜光（1909年）、颂清夫人（1912年）。析产以后，有宝廉（1916年）、世清（1922年）。诸丧均出大殡，但未闻有何特出之处。最后在1926年有世清夫人、翊清夫人及荫昌三丧。其中以翊清夫人丧事办得最为讲究，用钱也最多，可说在我家丧事中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之举。当时家中就有人说：“这次白事，要好好看看。以后丧事花钱再多，也不会采取这样的形式了。”但是全部丧葬费用尚不足五万元。在前此30年的1895年，简直无法想象，怎样才能把这20万元浪费掉！

出大殡是旧日天津富户的陋习。其兴衰起伏也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如讲地方掌故，最好结合历史实际，实事求是，不离大格。当然，个人见闻纵广，也有一定局限性，正赖互相印证，以求一是，庶免给后人以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印象。一隅之见，尚望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