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因站务繁忙，河东地区交通感到不便，我着直属通讯员李鸿举找到原伦敦路楼房一所（门牌号忘记，是在日伪天津市市长官邸大楼斜对面），进该楼大门迎面就是三层灰砖瓦楼房，楼后有一空院，楼旁有平房数间，是原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指派看楼房家属在此居住（忘记姓名）。日本投降后，有一伪军司令部刚刚搬走。我觉得这所楼房很合适，但是楼房旁平房有看房家属在此居住，感到不便。想到临时救急暂住，我决定（约在九月中旬）将军统华北特别站搬进去住的。

舒季衡在该书（188页第14行）写道：“徐即将其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部迁至成都道芷江路的一所白色大楼内（即现在民族事务委员会）。该楼原是国民党军人谷良民所有，被日本占据，徐予以接收过来。”舒文所谈与事实有出入。当时为我站办公地点，我和吕柱青曾由当地派出所所长（姓名忘记）陪同看过一座大楼（大楼颜色忘记），这座楼房非常宽敞，里面家具全无，无法使用，因之没有去住，更谈不上接收。舒文所指恐系即此。

此外，我要指出似是而非的两点，其一是（188页第14行）“舒即向军统局代拍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如果说是军统局电报允许徐在天津公开活动，那还说得通，但从舒的文字语气上又似不是这样，舒是天津独立电台台长，不是徐宗尧的上级，有什么权力“允徐”不允徐呢？其二是舒季衡在该文（第182页第5行）写道：“1944年冬军统局司令舒季衡在津策反伪军扰乱敌后……”不知军统局何时来了个“司令”。（编者按：据查“司令”系“电令”之误，是我会校对不慎，特表歉意）。(www.daowen.com)

对舒文史料所载各节，以上意见请天津市政协文史办予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