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述之前，先将我这一段经历具体事实说明如下：

1942年8月，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平津特别组少将组长，组部设在彰德西冠带巷25号，当时我的化名叫徐开明，掩护身份是伪剿共第一路军司令部参议。由于是年8月到1944年5月，“平津特别组”改为“华北特别站”，我任少将站长，先后建立了九个组：（1）彰德组，组长李英；（2）北平组，组长曲福乐；（3）天津组，组长刘一轩；（4）苏北组，组长任晋文；（5）开封组，组长郭咸蕴；（6）新乡组，组长康振东；（7）东北组，组长林家岳；（8）济南组，组长解宠天（1945年5月成立）；（9）唐山组，组长刘凤鸣（日降后成立）。

1945年5月间，华北特别站由彰德迁移天津市河东李公楼前街裕记胡同24号（现改为河东区李公楼前街吴江胡同24号），这时我的化名叫徐涛（以汪伪军第三师司令部参议为掩护身份）。华北站部设有站长徐宗尧，秘书王祯祥，会计杨国文，译电员李淑英，交通员朱云峰、何忠勤，收发报务员兼技师熊文炎和收发报务员吴勉之夫妇，直属通讯员刘清溪、张世五、关一非、李鸿举等人。

我与舒季衡发生横的关系，是1944年冬戴笠给我打电报说：“天津独立台长舒季衡领取经费非常困难，着由兄台就近予以接济。”舒派其妻徐爱莲去彰德领取经费，当时规定了联络地点和接头暗号、乘平汉铁路几次客车何时到达彰德车站。我派秘书王祯祥穿伪军服戴上校阶级前去迎接，但未接到舒妻，我怕舒妻出事，当即去电报询问，戴笠复电说：“舒妻因身体不适没有动身，以后另规定日期联络吧。”1945年5月间，华北特别站部迁驻天津时，戴笠又来电报：着我按指定日期和地址给舒季衡送去经费，送到后上报备案。我与舒季衡就这样发生了横的关系。(www.daowen.com)

日本投降后，我同站部台长熊文炎携带两瓦特半收发交直两用报机（收报用交流，发报用直流）到北平组台找左荫棠，他查电台发生故障，原因是波长被移动，当由左荫棠与重庆军统局总台联络试通后，我和熊文炎回津当晚与军统局联络总台取得联系，联络总台告诉熊文炎稍候给你介绍负责专台联系，以后与专台多次联系未见出来，因此我找舒季衡说明站台发生故障的情况，请舒台转告军统局负责专台与华北站台，按规定日期和时间认真互相联系。这样，电台联络成功。

舒文中（188页第10行）写道：“由于该站电台都是小型特工发报机，功率只有两瓦半，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情报无法发往重庆，工作展不开，徐听到日本已接受投降消息时，更加焦急，遂想起曾给舒季衡送过经费，按原接头地点，找到舒说明处境，舒即向军统局代拍加急电报，允徐在津公开活动。”我认为舒季衡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华北特别站由重庆军统局共计领到两瓦半收发交直两用报机五部，都是军统局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新型电台，它的特点是体积小，使用起来与五瓦特功能效果相同，而且携带很方便，并不如舒文所说：“该站两瓦半电台，不能直接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军统局内电讯专家，也不能把不能与重庆军统局总台通讯的发报机给在日伪敌后工作单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