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天津主要街道上突然出现“天津总站长张树森”的治安布告。我认为以个人名义出布告来维持天津治安，其中必有问题，当经华北特别站直属通讯员李鸿举（他的掩护身份是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查清张树森其人，原系军统局派到天津建立“天津总站”，张到津只活动三天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张被捕后投降日本，帮助日本宪兵队工作，深得日本宪兵队的信任。这时日本宪兵队为保护日本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就抬出张树森来，叫他出面沿用原“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的名义来维持治安。主要成员计有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蓝振德、天津流氓高显宗、天津日商洋行经理孙绍亭等人，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支持下，积极在当地招收青年扩大编制，有些站员身佩臂章在街上执行检查任务，所用枪械弹药都是日本宪兵队发给的，张树森还向伪天津市商会借经费，据说正在筹措尚未付给，闹得天津社会秩序异常紊乱。我当将这些情况报告军统局，戴笠复电是由舒季衡电台收转我，因华北站电台发生故障。主要内容着我“设法将张树森等一干人犯逮捕看管起来，待局本部派法律专员前去审讯，如兄站逮捕张树森有困难，可与门致中联系帮助”。我认为在天津有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李鸿举所部，自己有足够力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和李鸿举在9月初间，先派便衣宪兵把张树森的住宅包围起来，接着我们叫开张树森的大门，出示李鸿举的名片，张的随从人员拿着名片传达后，张树森立即来到客厅会见，李鸿举给我介绍说：“这就是张树森先生。”我当即掏出手枪对准张的胸部说：“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前来逮捕你，把手举起来不准动。”李鸿举把张树森的手枪收缴过来。这时张的同伙孙绍亭等在楼上见事不妙，正想跳楼逃跑，也都被捕获。由李鸿举派人用汽车将张树森等犯送到北马路伪北平宪兵司令部派驻天津宪兵大队部寄押。后来李鸿举在天津皇宫饭店逮捕了蓝振德，在北京逮捕了高显宗和蓝振亚，共逮捕了三十多人（确数忘记），全部看管起来，听候处理。

逮捕张树森等后第二天，日本宪兵队渡边等二人到驻津伪宪兵大队请求会见大队长，我和李鸿举研究叫吕柱青和朱云峰去会见，渡边提出：“请问张树森身犯何罪把他逮捕起来。”吕答：“日本宪兵队无权过问，也无可奉告。”接着渡边提出“是否可以保释，如不允许，就去北平向华北政务委员会去交涉，要求释放。”吕答：“我们奉令逮捕张树森，但不能擅作主张随便释放，你们去北平上告，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管。”

当天下午，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派警务处长（姓名忘记）前来天津指责李鸿举为什么逮捕这么多人，是奉谁的命令？这位处长气势汹汹，咄咄逼人，要找幕后人。这时我不得不出面了，我说：“李鸿举是重庆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奉我的命令行事的，现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你们还听日本人的驱使，不觉得可耻吗？”这位处长的口气很快变软了，并且用黄南鹏的名义提出要求说：“将张树森的随从人员取得铺保释放，随传随到，是否可行。”为了缓和当前的局面，当时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转告黄南鹏，明天下午二时我同李鸿举到北平去，让黄南鹏在家等候面谈一切。次日我同黄南鹏会见时说明逮捕张树森等犯经过的情况，因时间关系，李鸿举来不及向你汇报，是我主张把事办完后再汇报不迟。黄南鹏说：“紧急措施这是应有的事，我没有什么意见，警务处长回来报告，这样办理很满意。”

回津后，我将以上逮捕张树森、孙绍亭、蓝振德、高显宗、蓝振亚等犯人及经过详情和缴获的手枪汽车等数目，连同“天津总站”名册一本，上报军统局备查。之后，我接到戴笠复电：着我把张树森等犯包括找到铺保随传随到的案犯的档案、缴获的花名册、手枪、汽车等全部移交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接收后具报备案。根据电令我派李鸿举、吕柱青、朱云峰三人负责按移交清册点交，然后报告备案。(www.daowen.com)

在这件事情上，舒文说：（1）军统复电说，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着舒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逮捕审讯具报。舒持电与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商议，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恐见责于军统局，心有不安，认为这是立功的良机，即主动说不必去北平找门致中。在舒季衡转交给我戴笠电报时，我考虑门致中曾婉言谢绝接受戴笠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门致中为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名义，如果找门再次谢绝，那就不好了。我在天津有伪北平宪兵司令部驻津宪兵大队长李鸿举的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戴笠所交给的任务。据此，我不禁要问：“如果戴笠直接给你的电报办理此案，你就直接去找门致中，何必来找我商议呢？”我逮捕张树森等经过，已是有据可查的史实，怎么说“徐这时正以日降前在津无所表现……”等等，这样就把事情颠倒了。

（2）戴笠因华北站台发生故障，着由舒季衡电台收转我电报一份，主要是着我将张树森一干人犯逮捕看管起来，待局本部派法律专员前来审讯，因此我没有审讯。舒文说“连夜由徐宗尧审讯”等情况，这也不是事实。还有日本宪兵队抬出张树森沿用“原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名义，在天津街道上张贴布告，主要是维护日伪人员的利益，张树森在天津招收青年时，这部分人都知道在日本宪兵队指挥下工作，张树森的抗团已经变了质了，舒文却说：“其中学生及刚到津的抗团分子都是受骗者。”这样说的目的所在，令人费解，抗团人员尚在，可以澄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