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从北平燕京大学毕业后，在北平青年会做训练干事，当时常听到有关联青社的一些情况。一次，领导我受训的美国人甘霖格约我参加了北平联青社的周会，地点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那年的社长是北平花旗银行买办孟广礼。餐后由齐如山先生讲梅兰芳的戏曲艺术。由于我从小就喜爱京剧，所以听起来备感兴趣，因之对联青社开始羡慕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联青社的活动。

1934年夏，我被聘来天津青年会工作，担任少年部主任干事。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青年会总干事陈锡三的英文秘书。由于少年部的工作是联青社社员们所支持的，加之兼做陈锡三的英文秘书，因此陈时常带我到联青社去作客，有时候我还在会上作演讲。记得1934年我在联青社作过介绍在青岛燕儿岛举办的第四届太平洋沿岸国际少年夏令营活动情况的演讲。这次夏令营都是中学高中生，除中国学生外，还有日本、菲律宾的青年。这次活动由北美协会主办，由甘霖格担任指导。以后在1935年和1936年分别在烟台和威海举办两次天津青年会少年夏令营，均由我主持，所参加的营员多为联青社社员的子弟。正是这个原因，我每次为筹备夏令营而举办募捐的国际音乐会时，联青社社员都乐意解囊。

1934年和1935年冬天，天津联青社在西湖饭店举办过两次“联青夜”活动。我和其他几个能讲英语的青年会干事，都被约去参加招待工作。当时西湖饭店是天津最考究的第一流饭店，房价昂贵，一般人很难涉足。但由于该饭店的东家雍剑秋是青年会董事长，因此对联青社的活动是免费借用的。“联青夜”那天，西湖饭店门前一反以前之冷清，变得车水马龙，盛极一时，几百位“名门”豪贵携眷带女去参加盛会。会上除聚餐、跳舞外，还有一位从檀香山来的女人，表演了一段夏威夷草裙舞。另外还有摇彩和各式各样的大赛卖。办法很特殊，所有到会的人在进门时必须到“联青银行”换买临时流通券，其他钞票禁止使用。因此所有带朋友去的人，一进门就尽量买足流通券，否则用钱时拿不出，显得小气。但有一条规定，所换临时流通券必须当夜用完，不得退换，否则作废。总之，这一夜的活动收入，足够维持天津联青社所办一切服务事业的全年开支。

1936年初夏，陈锡三在北美协会的资助下，赴加拿大留学进修，于是由我代表总干事加入联青社，正式成为天津联青社社员。我的主要任务是保持青年会与联青社的关系。因为联青社的成员，无论是从经济或是从会务活动方面，都是青年会的重要支柱，有人把他们比作是青年会的“奶油”。

1937年天津沧陷后，天津联青社的例会迁到旧法租界新华大楼银行俱乐部去举行，其他各种活动照例进行。服务工作除原来在沈王庄和鼓楼西两地开办的一所诊疗所及两所儿童义务学校外，又在西头慈惠寺与西广开怡兴里开办了两所义校，一所是工读，一所是义小。由我直接领导，一直办了几年。所有经费开支，统由联青社捐助，青年会代办。

这期间“联青夜”还照旧举办，不过内容有了一些变更，把草裙舞一类的节目改为小蘑菇等人的相声了。一次梅兰芳先生来津演出，联青社社员赵道生通过私人关系，将梅先生请到联青社。大家闻讯喜形于色，都想看看梅先生着便装的样子，同时想听他演讲。那天银行俱乐部里大有人满之患，连青年会最老的董事陈芝琴也出席作客。席间由章以吴主持仪式，当他请梅先生演讲时，梅表示：只是来参加聚餐，没有准备讲话。结果使很多人大失所望，不了了之。

一次联青社在银行俱乐部举行“公开论坛”，这是按联青社的惯例，在一个月中碰到第五个星期三时，便要举行一次范围扩大些的例会。这次会议采用辩论会形式，辩论题目是“妇女应否在家庭？”由联青社社员王鹏讲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道理。另外把女青年会总干事郑汝铨请去，由他讲妇女不应留在家庭的道理，经过辩论，结果郑汝铨获胜。

1941年以后，日本人的势力逐渐渗入到银行俱乐部，联青社的聚餐例会又改到旧英租界马场道的美国俱乐部。一次，我约燕京大学校医郭德隆到联青社讲肺结核病的防治问题，当场激动了社员朱继圣，因为他的长女不久前因患肺结核，由于发现较晚不幸夭亡。于是朱大力支持郭的防痨建议，通过青年会组成了专门委员会，促使天津成立了结核病防治院，由郭德隆任院长，朱继圣一直担任该院董事会的董事长。郭院长出国期间，我曾代理了九个月该院院长职务。

联青社的活动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在天津进入租界，才停止活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联青社很快恢复了活动。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杜建时，兼任招待盟军委员会主任，我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该委员会当时的任务就是把美军招待好，为此经常举办大规模的跳舞晚会，联青社的许多上层妇女和大家闺秀常常作为舞伴去参加舞会，当时联青社主持其事的是杜用文，为此他很得杜建时的赏识。

1947年10月9日晚，天津联青社为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在天津胜利联欢社举办了庆祝晚会，到会的除联青社社员及其眷属外，还有市长杜建时。一些年龄较老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益友会的会员也参加了晚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杜建时在会上作了演讲。益友会的老会员向联青社赠送了“以友辅仁”的锦旗，并请来宾在旗上签名留念。会后的跳舞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1947至1948年间，我先后访问了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中小城市，多次参加了那里联青社的聚会和活动。在波士顿时，“国际联青社”通讯书记柯兰姆斯热情地约我到他家和他的海滨别墅共度周末。他让我看了他办公室的各种档案，我也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天津联青社的活动情况。在回国途中路经格兰莱比斯（Grand Rapids）时，“国际联青社”国际联络工作负责人麦克利曾约我同去参加了几处联青社的聚会，他向社员们介绍我时说：“在联青社没有‘外国人’，只有‘海外社员’。”在美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参观时，我还曾通过青年会的同事们了解了有关美国联青会的活动情况。总的来讲，美国联青社给我的印象是，美国各地的联青社都没有中国联青社的社会地位高。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现象。(www.daowen.com)

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当时天津的国民党政府除了杜建时经常利用联青社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外，《大公报》记者、国民党分子严仁颖和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秘书梅炳才，也先后挤进了联青社，并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反共论调。一次严仁颖在联青社说：“只要共产党一来，黄金将涨为无价之宝，股票就一文不值没人要了。”在解放军围城时，严仁颖说：“共产党在津东攻打天津是采用人海战术，让老百姓打先锋，死人无数，惨不忍睹。”他在逃离天津之前，还向联青社社员们表示：我受的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教育，不能与共产党合作。

天津解放后，联青社仍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社员中除少数人逃往国外，其他人依然吃吃喝喝，过着昔日自由散漫的生活，对各项政治措施及运动采取漠视态度。1952年“三五反”运动开始后，社员中不少人成了五毒俱全的“大老虎”，联青社的活动不得不停顿，天津联青社从此也自行解散了。

附录：天津联青社历任华北区区长的社员：

年份　　　　　　　社员姓名　　　社　名

1933——1935　　　阮渭泾　　　Dollar

1936——1938　　　杨锦魁　　　Paul

1939——1940　　　章以吴　　　General

1941——1947　　　阮渭泾　　　Dollar

1948——1952　　　杜用文　　　Hull

（写于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