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活动　为了体现“自治”，首先健全组织。针对各种不同对象，设立不同的股，如对市内各教会设有布道股，对市内工商界设有职工股，对教会内外的儿童设有儿童股，对市内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设有学生股，对市内各界人士设有社会股，此外不属于各股的工作，又设有总务股。各股每年分别向联合会汇报它的活动情况、次数和人数等，以资统计。此外，联合会还设有评议部和执行部以及联席会议（联合会），均设有英文记录和汉文记录，而且以英文记录为主。特别是教会所办的救济工作，更是强调以英文记录为主，以资汇报给国际救济组织机构。同时，还要各教会每年汇报经济收支数字和情况，新旧记名、受洗的教友数字和情况，以及各教会房产的数字和情况等等。

恢复后的联合会由于教会团体增多，活动增加，因此联合会的例会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周一次，必要时还召开临时特别会，特殊情况下外国教会负责人亲自参加，如狄克逊和鲍同仁都参加过例会活动。每次例会都对具体活动责成专人负责执行，并在下次例会时进行汇报。

为了加强联合会对各教会单位的联络，在各教会之间成立了联络网，设了四个教会为中心点，由这四个教会联络附近教会，便于迅速传达消息。

自养活动　联合会从1946年起突出地强调教会“自养”，各教会要“生产自救”。当时联合会搞了一些“自养”活动，主要有：

①联合会多次向市政府为各教会请求“福利”，如冬季煤费、电灯减费、教会房地产免纳捐税，以及购买面粉等等，每次均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各教会都如数享受。

②1946年1月4日，联合会向国际救济委员会请得大批救济金，据不完全统计，联合会曾先后请得传道人救济费600万元（旧法币，下同），灾民救济费200万元，平民救济费100万元，医药救济费72万元。此外，又以接受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的方式，分发给各教会救济金300万元，补助传道人救济金500万元等。

同时，联合会还以接受国际救济委员会委托的方式，由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办理平民教育班，并由大王庄救世军办理粥厂和暖厂，又协同东亚、仁立办理粥厂等等。

③联合会多次介绍购买美国的剩余物资。为了办理这件事，联合会特地成立了一个剩余物资的“经理处”转拨美国的剩余物资，其规模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实惠，有十几个教会和教会团体，原来不肯参加联合会，这时也申请参加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单位。

④联合会除了以办理救济和福利的间接方式谋求教会自养外，还为教会自养采取了直接的具体措施：1946年推举出郭砚田（召集人）、何质夫、魏文举及男女青年会干事各一人，成立了“联合生产小组”，参加了《新生晚报》合作社，为联合会所属各单位准备“自养”的活动。此外，还向各教会大力宣传、推行各种“生产自救”的措施。当时各教会纷纷响应，搞起了不少生产活动。如公理会成立木工班和缝纫班，西门里卫理公会成立了织袜子组，维斯理堂搞起了天中糖厂，卫理公会天津教区在塘沽搞起了农场和豆腐房，青年会搞电影院，还有些教会制钉子、做口罩、电锯、养奶羊等等。

“自传”活动　联合会的“自传”是它主要的工作活动，通过灵修、退修、培灵，祈祷等方式，以口头和文字等宣传方法，进行了大量的频繁的活动。这一阶段的“自传”活动巧立了各种的名目，采取了各种的方式方法。仅就当时的主要内容，分别记述如下：

（1）大搞各式各样的灵修活动

当时联合会在“灵修是自传的内在动力”的标榜下，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灵修活动。

①经常的灵修会

联合会每次例会在开始前总要有灵修会。灵修会除由联合会的成员分别轮流主领以外，也时常请外地人士主领，如李步青、张雪岩、武文蔚、杨绍唐、贾玉铭、陈瑞庭等；此外，也有时由狄克逊、鲍同仁等主领。

②举办退修会及宗教研究会

1946年6月10日至18日，在成都道循道公会，6月20日至28日，在东马路循道公会，连续为联合会各单位负责人举行退修会，均由杨绍唐作灵修讲道。1947年7月14日至16日，假南开大学为会场，又为联合会各单位负责人举行退修会，由李步青作灵修讲道。他们的讲道内容都是不约而同地号召各负责人要“作好灵修，准备广传和平的福音”。

1946年10月4日由狄克逊介绍，请北京田家半月刊总编辑张雪岩来天津，于10月5日至28日，连续举行宗教研究会，参加者除各教会和教会团体负责人，还有少数上层信徒参加。张雪岩讲的总题是“前进的基督教”，大意是说基督教一向是前进的宗教，今后更需要前进。中国经过8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列为世界强国之一，所以我们教会各种事业也要相应赶上去。不但宗教工作应当前进，其他事业如教会学校、医院以及文字事业等，也都需要应时前进。

③帮助一些教会推动培灵布道会

1947年4月14日联合会例会决定，通知全市信徒参加4月14日至20日在维斯理堂举行的培灵周，又通知参加4月21日至5月2日在仓门口教会举行的夏季复兴布道大会，这些布道大会都是由王明道主讲的。同年6月2日联合会例会，又帮助推动6月4日至10日在海大道教会举行的培灵大会，这次是请武文蔚主领的。

（2）大搞布道活动

在这一时期，联合会从组织上，活动的方式方法上，内容上想尽了各种办法，大搞布道活动。在组织上，在联合会之下，成立了一个布道委员会，推举霍培修和张宝轩、何质夫、赵坤、王润澍、马德芳、魏文举、高梦鹤等人为委员，本着联合会的决议，推行布道活动。这个委员会成立后，联合会的布道活动与过去有显著的不同：已往的布道活动都是由各教会自行办理，联合会只是提倡和协助；而在布道委员会成立后，联合会对布道活动是大抓特抓，所举办的布道活动比各教会过去活动的总和还多。布道活动的名目多，人数多，式样多，时间长，地区广，可以说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活动。

布道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联合会的号召，推动“天津归主”运动，提出“每人每年引一人归主”的口号，作为“中华归主”的组成部分。布道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如：

①帐棚布道在市内空地上搭棚，内设座位，吸引听众进棚听道。

②卡车布道把卡车开到人多的地方，停车讲道，并向行人分发布道传单。这样可以流动到很多地方，不受行人的拥挤和拦阻。

③话剧布道把布道内容编成话剧，演出布道。

④电影院布道　在电影映出中间休息时进行布道。

⑤电台布道联合会计划与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合作创立“福音广播电台”，专作布道之用。

⑥利用各教会外堂或临街的教会对外布道，有专人利用唱诗吸引过路行人，并有专人招引行路人进堂。

⑦露天布道　把天津市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由各区内所在的各教会共同负责该区的露天布道。这种布道活动几乎每天一次，吸引参加活动的行人有时达一二百人，除讲道外，还当场发售福音书，并给人记名望道。各区进行布道活动后，都要向联合会报告活动情况。

联合会为了实现所谓“天津归主运动”，除了领导全市各教会大搞突击布道工作以外，还安排了经常布道工作，即除对各教会鼓吹加强布道活动外，还在全市各个方面大搞分类布道工作，统一组织，指派专人负责，如各教会的工厂布道工作由郭砚田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外堂布道工作由王锡之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商店布道工作由霍培修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露天布道工作由赵坤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学校布道工作由魏文举负专责推动，各教会的医院布道工作由周鸿彬负专责推动等等。

此外，联合会更重点地加强了所谓“监狱布道”工作，除由霍培修总负责外，并责成王润澍负执行责任。联合会还协助“青年归主”搞监狱布道活动。

以上各种各样布道活动都是为了达到“天津归主”的目的。

（3）大搞“文字布道活动”(www.daowen.com)

联合会认为以上各种布道活动仅限于口头上的宣传，还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于是又大搞起文字布道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

①创立天津《新生晚报》

联合会经过反复酝酿筹备，于1946年8月26日，听取了常小川在会上报告创立天津《新生晚报》的经过，并决定接受《新生晚报》为联合会会员。该报创办的经费是利用教会的专款和募捐，目的是“尽力为各教会事业服务”，并“希望报社的职工将来都成为基督徒”。报社由常小川任执行社长，并邀请天津知名的基督徒、究真中学校长李筱峰充任名誉社长，以资号召。

联合会通过《新生晚报》进行宣传活动，内容包括几方面：A.晚报上经常登载关于联合会、各教会和教会团体以及传道人、信徒的消息，并经常宣传监狱布道的情况。B.晚报在每星期六都要把次日教会礼拜的时间、地点、主领人、讲题、经文等列表刊登出来。C.晚报每月一次辟有“宗教讲坛专栏”，由联合会组成的编辑小组负责组织工作，并决定由乔维熊任主编。D.晚报在每年12月25日，特辟“圣诞专栏”，专门作有关耶稣圣诞的宣传。E.晚报对有关“普世教会”的消息，以及天津各教会与教会团体推动“普世教会”活动的情况，无不尽情披露，进行宣传。

为了扩大《新生晚报》的影响，在各教会及教会团体的门口，都设有“《新生晚报》阅读专栏”，每天张贴一份晚报。同时，报社还赠给每个传道人一份晚报。

②出版《天津教会》

天津联合会除利用《新生晚报》进行文字宣传活动外，还在1947年10月1日创立了《天津教会》月刊，到1948年1月，共出版4期。每期都是专号性质的：第一期是“齐家专号”，第二期是“和平专号”，第三期是“正俗专号”，第四期是“更新专号”，每期专号都有它应时的中心内容。

第一期创刊号内容是按照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家庭委员会规定的“基督化家庭运动日”，发表了天津联合会在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实质上是在“基督化家庭”的外衣下，鼓吹了美国式的家庭生活。

第二期是“和平专号”，于1947年11月出版。这是天津联合会秉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旨意，把11月定为“国际和平月”，为鼓吹“和平运动”而刊印的。这一期的中心内容是“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刊物中借着基督是“和平之君”与基督徒应宣传“和平福音”等大作文章。在小言里提出：“一切一切均愿和和平平……”这就是本刊要建立的宗旨。”

第三、四期是在1947年12月及1948年1月出版的，正值春节前后，命名为“正俗专号”与“更新专号”。内容是鼓吹“基督立场”，强调信仰特殊，并利用《圣经》继续宣传和平主义思想。

③推销《田家》半月刊

1946年10月，在张雪岩来津搞“宗教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也为《田家》半月刊进行宣传。张雪岩提出了“希望天津各教会踊跃订阅”、“多多投稿”，并“广为介绍到天津周围的乡村教会”，等等要求。狄克逊认为当时把《田家》半月刊向农村广为介绍，对于加强基督教的文字宣传，很起作用。

④其他文字布道活动

联合会还赞助和支持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出版不定期的“宣道小册”和张贴“圣经标语”等文字布道方法；联合会并代协助会向各教会散发这种“宣道小册”。此外，又在各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大门前张贴“圣经金句”，作为文字布道的工具。

（4）“举办”信徒训练班”

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联合会连续主办了两期全市性的“信徒训练班”。每次规定名额100名，学习期限均为两周。这项工作是在美国女传教士雷爱梅等人的指导下进行的。

（5）大搞“基督化家庭运动”活动

当时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家庭委员会把1947年10月规定为“基督化家庭运动月”，天津联合会秉承这一规定，曾于1947年4月24日召开“基督化家庭筹委会”，安排了天津市各教会统一举行基督化家庭运动的具体办法，并规定自10月19日至26日举行基督化家庭运动。此外，在举行运动前，联合会又与天津基督教协助会协商酝酿，双方联合组成了一个专责小组，以雍剑秋、王化清、王警斋、王锡之和霍培修为组员。筹备和推动这一运动。

这次基督化家庭运动的总题是“基督化家庭与民主的中国”。以下的八个分题是：①实践基督化家庭生活以促进中国的民主；②家庭合作养成民主化中国；③平等待遇儿童，培养民主精神；④预防疾病，建立快乐的环境，求中国民主实现；⑤纪念家庭特殊节日与启发民主思想；⑥实行家庭崇拜，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⑦改进家庭的精神生活，服务邻人，以实行民主生活；⑧改进社区合作生活，发扬民主精神。除去口头宣传外，还印出专刊（《天津教会》的“齐家专号”），并进行表演和展览，在绿牌电车道（现滨江道）中原公司玻璃窗内陈列“美满家庭”模型，以这种“美式家庭”进行宣传，影响广大市民。

（6）利用宗教“为国祈祷和平”

1947年3月10日，联合会特决定“为国祈祷”，通知全市教会转告所有信徒，“每天中午12时分别在各处为国祈祷和平，直到全国和平为止。”这个办法一直继续到11月。又特定在3月16日（礼拜日）全市各教会礼拜都以“为国祈祷”为讲题。6月15日（礼拜日）还响应上海基督教联合会所提倡的为国举行“禁食祈祷大会”，即上午全市各教会举行联合崇拜会，中午禁食，下午各教会分别举行“为国祈祷和平”会。

与此配合，联合会还利用华北公理会总干事张衡秋于3月28日来津冈纬路公理会演讲“教会奋进问题”的机会，发动了全市各教会的负责人参加，进一步贯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号召。

（7）举行“普世教会”活动

联合会一向是热衷于举行“普世教会”活动的。所谓“普世教会”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联合会就是响应了它的各种号召，在它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活动，如“寰球周祷”、“世界青年公祷周”、“世界学生公祷”、“世界妇女联祷”、“国际圣餐礼拜”等等。

1947年10月，联合会按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号召，号召全市各教会于第一个礼拜日照例举行“国际圣餐礼拜”，并且把这次礼拜的奉献款项汇总起来，寄给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普世教会事业”使用。

1948年1月4日至11日，联合会照例举行了每年一次的“寰球周祷”，按照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规定，拟定了每天一个讲题，其中主要的讲题有：①世界布道与普世基督徒主内一家；②上帝对于圣教会的应许——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③福音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方法；④基督教福音是拯救万国万民的；⑤向国内外宣扬福音。

解放后，联合会还曾有过一时的活动。随着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逐步展开，全市信徒与教牧人员的思想觉悟有了不断提高，联合会这样一个组织，越来越明显地违反了新中国教会前进的方向，也越来越不符合爱国的基督徒反帝爱国的要求了。因此，它的活动逐渐减少，最后也就以自行解散而告终了。

（写于1964年）

津门名刹大佛寺

二十世纪前，津门庙宇随处可见，在今河北区于厂大街西有一座古刹——大佛寺，始建年代不详，但从其建筑规模及该地区兴衰历史推断，它至少也有400年的历史。大佛寺雄浑壮观，山门上刻有“大佛寺”三个大字，寺内四缘连屋，三层殿宇，大殿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后殿五间，梁楹节棁，金碧耀眼，中供大佛一尊，高达6米的木雕站佛，这便是这座庙宇起名“大佛寺”的由来。该寺有僧十余人，方丈法名仁源，俗姓胤。大佛寺处于人烟稠密之区，因此施主多，香火盛，为津门名寺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奥军占领了海河以东地区，并强占了大佛寺，摧毁了大佛后，在大寺内设置司令部。1902年大佛寺一带被划为奥租界，大寺又被改作工部局，众僧被遣散，方丈仁源被赶居跨院。1919年奥租界收回，在大佛寺原址建起了“大佛寺小学”，1928年改称市立第二十六小学，解放后政府接管后又改为河北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区重点小学），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大佛寺小学。1947年，曾有一些居士捐资，重建庙舍，并从外地迎来释迦牟尼神像，仍称“大佛寺”，但已不见当年的雄姿。1957年方丈圆寂后，该寺划归一个缝纫社使用。

冯桓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