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门户大开，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在“保护传教”的特权下，纷纷侵入天津。首先来天津的是美国公理会的伯亨利夫妇，他们于1860年乘坐美国军舰粮船，靠着美国钦差的秘书畏三卫（S.W.Williams也是公理会传教士，后来做到美国驻华公使）的力量来到天津。其后1861年英国圣道堂的殷森德夫妇，1862年伦敦会的理一视（Jonatnan Lee）夫妇，1873年美国美以美会的白雅各（James Pyke）夫妇，1890年英国圣公会的白瑞屯（William Bereton）夫妇，1895年美国青年会的来会理（Williard Liyon）夫妇等接踵而至。这些传教士各自由其上级差会派出，来到天津后，开始先在沿河一带落脚，如公理会、圣道堂在娘娘宫，伦敦会在马家口，美以美会在紫竹林，圣公会在中街，各据一方进行活动。

当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反帝仇教心情极为高涨，各公会传教士感到处境不利，认为分散不如集中。于是自1867年以公理会带头，各公会相继集中到紫竹林一带。当时紫竹林是繁华地区，经常有庙会，游人川流不息，最适合于传教活动。当时这一带又是帝国主义停泊军舰、驻扎海军的地方，各国的领事馆、银行、洋行也集中在这里，因此把教会也迁到这里，就可使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商业和传教结合成为一体，利于帝国主义对天津的侵略活动。

约在1864年左右，英、美传教士首先设立了合众教会（Union Church抗日期间改名合一教会），作为外国传教士和各国领事馆人员、洋商以及外侨公共礼拜的地方。1867年各公会集中到紫竹林后，各国传教士积极策划，酝酿成立各教会间横向的联合组织。公理会美国女传教士步云诚经常向中国教牧人员鼓吹成立合众教会的好处和联合的重要性，希望中国传道人也建立联合组织。各公会的传教士轮流邀请中国传道人和他们一起举行联欢会，向他们介绍外国教会情况和国际消息，宣传西方文明。这些活动对中国传道人影响极大，引起了建立联合会组织的兴趣。

各公会初创时，自身工作还很简单，相互间更没有什么横的联系。随着各公会的扩张，中国人民反帝仇教的心情日益高涨，各国传教士便决定退居幕后，推出中国传道人组织联合会，以便通过这个组织对天津教会加以控制。1895年，不属于公会系统的青年会在紫竹林的海大道有了会所，成为各公会进行联合活动的场所，以后各公会也利用过经司胡同会所进行活动。直到1917年华北遭大水，外国传教士把各公会和青年会的中国负责人召集到青年会东马路会址开会，借研究水灾救济工作，把中国传道人组织在一起，才使联合会略具雏形。开始时是以救济工作为中心，所以由外国传教士主持会议，中国传道人则担任调查、放赈等具体工作，以后工作范围扩及教会事务，如交换讲坛，外堂布道和监狱布道等。1920年，华北大旱，各公会又忙于救济工作，不但在天津市内，并且工作发展到天津县、静海县、武清县及唐山等地，除了救灾，还进行布道活动。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活动内容的增加，天津基督教联合会便在此时应运而生，正式成立。联合会的主持人由中国传道人中一些居高位或孚重望的人担任，如公理会的张衍省、刘家麟、王瑞亭，圣道堂的李安素，伦敦会的李复生、凌锦泉，美以美会的陈维屏、刘马可、曾洞忱等都曾担任过天津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主席每年改选一次有时美英传道士也分别参加联合会的例会。(www.daowen.com)

联合会成立伊始，几个较大的公会，如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和圣道堂就都参加了，此外男女青年会、安立甘教会（圣公会）、圣经会和仓门口自立会连同仁田西里、沈王庄等处支会也都参加了联合会。救世军则标榜其组织与教会不同，神召会也标榜“属灵”和“信仰不同”在初期都未参加联合会；其他如真耶稣教会等标奇立异的教派当然更不会参加了。

联合会成立后，各公会经常以青年会为碰头的场所，举行例会研究教会工作。联合会举办的各教会联合性的活动，如露天布道、新春布道、监狱布道等日益频繁，特别是各教会在一起进行的救灾放赈工作也越来越多。英美传教士通过联合会在天津各教会进行过不少国际性的宗教活动，如环球周祷、国际青年祷告会、世界妇女联祷日、世界教会圣餐主日等。并曾请传教士穆德（Johm R·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等来津布道，还曾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捐款，为日本因海啸遭灾的灾民募捐衣服和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