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系中原地区，在军阀混战年代，历经兵燹，民不聊生，从而形成的地方自卫武装有：红枪会、黄缨会、黄沙会、白缨会、大仙会、扇子会和篮子会等八个帮会，统称“八卦教会”。据说，这些教会都是明末清初兴起的反清组织，一直为当地人民所利用，它们均拥有大量武器，概系历次缴获各方面军队的。例如：刘镇华和田维勤的部队都被他们缴过械，东北军武汉卿的骑兵旅也被缴械了数个连。因此，这些帮会实力雄厚，向为这方军阀所疾首。东北军士兵以冀、鲁和东三省籍的居多，在作战期间，因慑于河南地方武装力量，逃亡者很少，只在少数豫籍距家较近的士兵中，间有携械潜逃回家的。由于这种环境，在这次战役中，我方除车马、辎重和重武器有部分损失以外，其他方面损失很少。

东北军携带帐篷不足半数，行军时，各部队均有设营队，派员先行至宿营地点，先号用庙宇、学校和其它公共场所等，如不足用时，还要占用部分民房，这是东北军一贯做法。到了河南，不知“入乡问俗”，仍用这一套，因而招致当地人民不满，影响了军事行动。记得，有的地方不愿让任何军队住用民宅，谁家偶被占住了，即认为有伤门风，如果处女的房间腾出让士兵住过，这个姑娘就不易找到婆家。

我旅由郑州撤退，经彰德（安阳市）车站等候机车上水时，我偕同四五人到城里，拟沐浴、游览名胜铜雀台古迹，顺便访问彰德镇守使王文焕（河南人，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最近归附东北军的），我等将走到街中心，见有许多商店匆匆关门，旋闻号角齐鸣，行人恐慌，很快就集结不少帮会武装。我等急向城门方向准备出城，城门突然关闭。这时聚结在城门附近的群众，有人要用长矛来刺我，我便大声自我介绍，适遇一红枪会头目认识我，他说：“你不是第十八团刘团长吗？”他曾在沈阳庆仙楼饭店当过服务工人，当年我常到那里请客。他告诉我城门有些官兵与会上的人们冲突起来了，出城要遭到危险，想送我到总会躲避一时。到总会时，总会首知道我旅驻詹店时，官兵曾协助当地百姓割麦子，我曾委任当地会首为旅部咨议。他对我说；“听说城外某部官兵与黄缨会（倾向西北军的）发生冲突，一时不宜出城。”正谈话间，外边集合了千余人，有的扬言要把我们几个人活埋了；有的说，可不能让他们逃跑了。人声鼎沸，我立刻登上桌子，大声向他们说：“我的生死没有关系，我的胸膛还能容下几根矛枪，不过这事应该查出肇事人是哪个部队的，以便妥善处理，不能这样聚众对我来胡闹，你们如果危害了我，应当想到，我们后继部队还有好几师呢，若惹起来更大的纠纷，这和你们保卫人民的意愿合不合？”经我这一说，加之总会首的劝导，他们商定由总会会首护送我出城。我到车站始悉，这一事故是因王以哲部与黄缨会会首发生冲突造成的。同时，由于我被困城内，我旅参谋长王晓云已令一部官兵下车，并将迫击炮放列，正准备向城内攻击和交涉。他们若不及时放我出城，可能演成炮轰彰德城的惨剧。后来我旅列车开动时，突由车站旁一大院里向列车放冷枪，士兵还击了几枪，列车很快驶出，幸未伤人。

我旅撤至保定以后，我去北京晋见张作霖大元帅于怀仁堂，在座的有张学良和总参议杨宇霆，老将问我：“听说你在彰德还冒了一回险，你们在河南损失的枪炮多不多？”我刚说完“不少”，忽见在我对面的杨总参议向我挤眼扭嘴示意，我随话头一转接着说：“但因后来的几次作战，又进攻开封，缴获敌军的枪炮很多，都补充上了。”这时，军团长张学良也怕我言多有失，便问我：“一飞你还有事吗？”我说：“我这次来京是找军团长的。”他说：“那么我们就一同走吧。”我随他一起离开怀仁堂。原来，自郭松龄反奉失败后，东北军中旧派势力逐渐抬头，而河南战役失利，更贻旧派以口实。张、杨均是新派代表人物，对于河南战役的损失，讳莫如深，多方蒙蔽老将，深恐一旦泄露真相，旧势力就乘机而入，影响新势力的存在与发展。

作者注：据我回忆，郭松龄反奉时，张廷枢和富双英首先脱离郭军回奉，都升任了旅长，月发双饷。我记得张廷枢是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的旅番号记不清了。迨东北军由河南退到黄河北岸时，第十二旅改为第十二师，张廷枢曾一度回北京，继由赵有光任第十二师师长。后因赵师据守黄河北岸不力，致被冯军偷渡，赵师某团长被处决，赵也连带被撤职，仍以张廷枢任第十二师师长。此后，在直隶望都和龙泉关的长城岭等处，我和张师曾并肩与晋军作战。至于本文所述的富双英任第十二旅旅长，仍恐与事实不符，请有关人士指正。（按：据查富双英简历中没有任过第十二旅旅长，只有团长、军长等职一编者）(www.daowen.com)

（写于1964年12月）

【注释】

[1]靳云鹗脱离吴佩孚后，投入武汉政府，任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第三路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