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军大举南侵，12月间，商震部队在顺德以南节节后退，豫北吃紧。中福公司首先向汉口疏散（领导人均赴汉口，只留惠尔恭应付万一）。焦作工学院则迁移西安。黄河以北，平汉干线及道清支线的职工眷属，奉命先期撤退过河，不过河的以汉奸论。杂牌军的残部调焦作清化一带整编，旋又调赴前方的络绎不绝。军运压倒一切，商运寥寥，中福公司煤运亦不例外。焦作街上竟贴有“教授日文日语，有备无患”的招生广告，情形甚为混乱。这时全国铁路运输副司令兼平汉线司令陈广忠，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由前方退到新乡。程的专车停新乡站西义道，陈的专车则甩在道清支线游家坟站。陈选这个小站不是为了指挥方便，而是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避人耳目去过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他和左右经常海吃狂饮，还不断在车上招妓留宿。这列运输司令专车就是藏污纳垢，作奸犯科的窝巢！陈的亲信爪牙，线区司令部总务处长徐挽澜是个军统特务，在道清支线上狐假虎威无恶不作，招得人人侧目。有一天，徐到支线车务段与我密谈，大概的意思是：陈广忠为了配合正规军抗日，计划组织游击队，联络已有眉目，现在听说西安煤价高涨，从常口运煤前往，可获厚利。就利用这运煤的利润作为游击队的开办费。等到游击队组成，就可向中央正式申请经费。运煤所需车辆，由线区司令部筹拨，要多少有多少。过轨手续及平汉、陇海各方面均有布置。起运则由道清支线车务段负责。事后，大家可以分润一些，准备逃难。我表示：“为了抗战，当然照办。困难的问题是委座有令禁运常口小窑煤。不过亦还有办法，可供采择：①可洽由中福公司出名托运。②由陈广忠电令支线车务段遵办。③平汉线区司令部直接派车到常口运煤，支线车务段按照应付杂牌军强迫运煤成例，于事后电告车务处及线区司令部敷衍了事。既然是为了组织游击队抗日，分润一节千万不能谈。”过了十来天，徐挽澜请道清支线护路队大队长生德胜来和我叙谈。后据生德胜透露：“游击队员为张化雨召集绿林朋友作骨干。西安煤价每吨40元以上、运几千吨，个人就可分九千，干得过。前说三个办法，徐挽澜以为都不妥当，最好由徐拨车交支线车务段支配用途，拨常口运小窑煤。”我明白地告诉他：“徐挽澜的葫芦里没有好药，陷到里边将身败名裂。陈广忠不肯发电报，来电话亦行。再不然由专车上梁处长来电亦行。没有根据实在不好办。”因此又无结果。1937年11月末，生德胜对我讲：“现在焦作街上乱得很，无事少出门！”又过了不几天，徐挽澜暗派所谓游击队二十多人，趁黄昏将我的住宅包围，一半越墙入院。我和同事李新波正在客厅下棋，暴徒突入，以手枪逼我从客厅向外走，并威胁限3日离焦作。我问：“为什么？”嘈杂间，一个暴徒一脚把我踹倒，脑袋碰到墙角上，血流如注，晕了过去。这一阴谋显然是陈广忠徐挽澜设计、生德胜知情不举干出来的。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无法追究。事后，陈广忠假惺惺地派人来慰问，劝我移汉口养伤，我气愤地说：“大敌当前我一定和支线车务段同事们共患难，绝不临阵脱逃！”后经车务处派出段长高之仰代理我，我才于1938年1月赴汉口就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