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处渤海之滨，春旱秋涝，境内河流众多，海河流域各大支流均在天津附近汇流后入渤海。水同天津的衰盛祸福息息相关。

建国初期，天津治水以御洪为主要目标。据史料的不完全统计，从战国至今，天津洪灾有五百多次。现在四面钟、劝业场一带墙壁上还嵌有1939年天津被淹时的水位标志，当时和平路上可以行船。1954年8月下旬，解放后第一次特大洪水向天津袭来，洪水量远远超过了1939年，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奋力抗洪，保住了天津没有被淹。这次防洪，反映出天津周围主要河道上的堤防不够坚固，防洪能力差。据此，市人民政府制定了3年规划，主要是加高，培厚各河堤防，加固海河堤岸，加强市内雨后积水的排除工作。1956年，又一次大洪水袭来天津，除了金钟河下游比较紧张外，其余各河安度汛期。1958年，我市在海河口修建了海河闸，并在海河两岸开挖了两条排污河，实现了“咸淡分家”和“清浊分流”，这是解决我市用水的一项治标措施。

1963年，华北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洪水，250多亿立方米洪水，从大清、子牙河系涌来天津，情况非常危急。天津人民凭借牢固的河防工程并采取有效的分洪措施，经过40多天的英勇奋战，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津浦、京山铁路和天津市区的安全。但通过这场洪水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防洪标准仍然偏低。毛泽东主席及时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从此，天津治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根治海河的规划中，天津治水的方针，由防洪为主，转变为“蓄泄并重”了。

海河是潮汐河道，在解放初期，天津用水基本上靠上游来水。由于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用水都有限，所以依靠各河的基流便可以解决问题。解放后，人民政府修建了官厅水库，岳城水库及人民胜利渠引黄济卫工程。遇到干旱年份，可以从水库送水给天津。后来又修建了库容量达40多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天津用水更有保障了。但是，在天津就地蓄水问题一直未解决。实践证明，一味依赖上游水库是靠不住的，从岳城水库、官厅水库向天津送水，路途较长，远水难解近渴。从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到南运河上游卫河向天津送水，因黄河水含泥沙较多，引水渠很快被淤，沿途农田托碱，问题亦不少。

随着岁月的推移，天津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业生产不断发展。城市用水量相应增大，而上游地区为发展农田灌溉修建了许多大、中、小型水库，各河下泄的水量不断减少。如密云水库建成后，因上游小水库建得很多，来水减少，每年蓄水量一般只有20亿立方米左右，分配给天津的水量不过6亿立方米。遇丰水年，天津在汛后可以利用河道基流维持几个月，但到平水年则在11、12月即要引用密云水库的水了，在干旱年份更要提前引用。

天津的用水矛盾突出了，因此，在根治海河的规划中，把蓄水提到了和防洪同等的地位，这是治水方针的一大转变。

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连年干旱，各河汛期来水很少，有几年汛期，即使雨后，河道也没有出现洪峰，北大港水库蓄不上什么水。天津用水除了大量抽用地下水外，唯一依靠是密云水库，用水极为困难。长期抗旱节水成为八十年代头等大事也成为影响天津这个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大问题。

在用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压缩工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停止粮田用水。但由于存蓄在海河里的水受海水倒流的影响，变成了咸水，所以每年有相当长的时间天津人要喝咸水。1980年汛期后，严重缺水的前景再次重现。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为解决缺水的问题而多方筹思对策。市水利局长刘浩、市公用局长刘肖岩，鉴于滦河的潘家口水库已拦洪蓄水，引滦南线工程虽已开始兴建，但进度很慢，为济天津之急，提出了修建临时引滦入津工程的设想。市水利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郭振范，制订了经遵化县引水入蓟县于桥水库，利用“引于入津”的临时工程使滦河水流入市区的方案。市长胡启立、副市长吴振听了汇报后，即于10月11日亲赴现场查看。经过研究，认为引滦入于桥水库的临时工程，投资较多，工程量大，且又时届冬令，到来年春季用水，施工期只有3、4个月的时间，难以完成，因此放弃了临时引滦的考虑，决定当年冬天引黄河水济天津缺水的燃眉之急。但经过此次查看，不少人觉得引滦入津改走拟议中的临时引水线路好处很多。当时我建议作进一步的勘测工作，以提出比较方案。以后市建委的陈新秀、吴同文同志写信给市领导，建议改变引滦入津原来确定的路线，主张走遵化、蓟县、宝坻的路线。

1981年4月8日，吴振副市长在研究天津用水问题的会议上，指示市建委抓紧研究一下引滦入津改变走向的方案。市建委副主任王葆珍，立即组织有关单位的技术负责同志于4月14日至17日到当时正在施工的引滦工地、邱庄水库视察，并查勘了引滦到遵化境内的黎河穿越分水岭地段。在与引滦南线施工单位负责入座谈后，了解了工程进展情况及今后的安排。24日又组织现场查勘的技术人员座谈，并由我主笔撰写了《关于引滦工程及沿线路现场查勘情况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引滦南线工程进展情况，并依据施工单位安排，估计最早能在1985年完成。接着介绍了查勘引滦改走拟议中的北线地段的情况，并对两条线路的优劣进行了比较：(www.daowen.com)

（1）从取水保证率及水质要求看，引滦入津走原定路线（以下简称南线），我市收到的滦河水，其水质、水量均无可靠保证。因为河北省内的引滦水道沿线已有35万亩水稻灌区，还乡河两岸还有100多万亩低洼地待水种稻。因此灌溉季节，处于引水末端的天津市有收不到水的危险。另外，新唐山工业区的城市污水未及处理，直接排入还乡河，引来的滦河水将被严重污染，水质恶劣。改走遵化、蓟县一线（以下简称北线），则收水率高，水质有保证。

（2）从投资方面看，引滦南线是一次性投资，全部工程建成后，才能发挥引水到天津的效益，改走北线，则可全面规划，分期投资、分期实施。第一期工程打通穿越分水岭的隧洞，滦河水即可居高临下，通过隧洞进入黎河，流注于桥水库，再沿已有的引于入津的临时线路，流到天津市内，早引水，早受益。

报告最后建议马上动手赶做北线方案的扩大初步设计，与南线作技术经济比较，报请中央、国务院、水利部审核，并提出开凿隧洞投资估计2亿元，两年时间可以完成通水。

1981年4月29日，市委书记、市长胡启立召集市长办公会，副市长李瑞环等6位领导参加，听取了市建委的上述汇报。5月8日，市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同意引滦入津改走北线的建议。李瑞环同志携带建委的报告，连夜去北京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天津用水问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柴树藩、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水利部长钱正英、副部长冯寅、交通部长彭德清、财政部副部长武博山、河北省副省长张克让、水利厅厅长张子明、唐山行署专员张一萍。出席会议的天津市负责同志有黄志刚、胡启立、阎达开、吴振、郭春原，李瑞环、王光英、刘晋峰等。会议决定的几个主要问题是：

（1）对天津城市用水问题，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天津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天津城市的用水问题直接关系到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能不能充分发挥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也关系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大局。

（2）对华北水资源的方针。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突出地反映了华北水资源的不足。我国七大江河的年径流，总量约为二万多亿立方米，其中海河与滦河流域只有二百八十多亿立方米，人均占有年水量为321立方米，农田亩用水量为188立方米，都是全国最低的。根据华北水资源的现实情况，必须采取以下方针：第一，要认识到水资源对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工农业计划及城市发展计划，必须考虑水源的可能性。第二，城市要坚持节水方针，大力节约工业用水，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用水的水平，不能以牺牲生活用水来发展工业。第三，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首先确保城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用水，对农业只能兼顾。如遇严重枯水年份，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要首先保北京用水。潘家口水库要首先保天津和唐山两市用水。第四，要根据水源情况，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用水少、产值高、商品率高的农作物，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使农民尽快富起来。

（3）滦河水量的分配及引水线路。在潘家口水库可分配水量为19.5亿立方米的条件下，分配给天津城市用水全年毛水量10亿立方米。从潘家口水库到天津的输水，要保质保量，花最少代价得最大效益。天津提出的改走北线方案，有其优点，由水利部帮助天津立即动手，做北线的勘测设计工作，尽快拿出比较方案，经水利部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后，再行实施。

1981年6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的会议纪要》，确立了引滦入津北线工程的英明决策。